徐继畲，字健男，号松龛，山西五台县东冶镇人。生于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卒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是一位爱国者，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之一，又是近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在文学、历史学、书法等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
　　徐继畲的父亲徐润第，进士出身，任过内阁中书，湖北施南府同知等职。徐继畲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土，十年（1830年）授翰林院编修，不久补陕西监察御使，道光十六年（1836年）十月外任广西省浔州府知府。从此他青云直上，历任福建延津道、订漳龙道、广东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职。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月升任广西巡抚，十二月改授福建巡抚。后曾多次署理闽浙总督，咸丰元年（1851年）因被人诬告，革职回京，降补太仆寺少卿。咸丰二年，徐继畲再次被人诬告，彻底落职归里。咸丰六年他被平遥超山书院董事会特聘为书院山长，于教业之余，倾心写诗作文、从事学术研究。同治四年（1865年），徐继畲被重新起用，命参通商事务，以三品京堂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共管理同文馆，八年（1869年）三月以老病告归，十二年（1873年）卒于家。
　　徐继畲体恤民情，为官清廉。由于他接受过扎实的儒家教育，“民为贵”的观念在他的思想上有着深刻的烙印。他在《政在养民论》一文中曾说：“古圣人陈谟赞化，不曰治民，而曰养民”，又说：“富国而不知富民，固不足以曰养。”在他看来，为官者的主要任务是“养民”而非“治民”，任何伤害百姓的行为都是不能允许的。因此，他对当时官场上的贪污腐化之风深恶痛绝，始终坚持自身清廉。他曾向友人说：“弟虽外任十余年，家中并未置有田产”，“在平遥馆俸每年二百四十金，不足供家中食指。祖遗薄产，折变殆尽。”竟到了贫困潦倒的境地。在清代后期的官吏中，象徐继畲这般清廉的，虽不能说没有，但实在很少。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徐继畲升任福建巡抚。在任期间，他看出“英酋心怀叵测”，“往往声东击西，言此意彼”，“仍难保无妄念挑衅，沿海滋扰”。认为“有备无患，唯在先事预防”，“防之于后，不若制之于先”，“不可恃其平日安静，致有猝不及防之患”。于是，他曾修建了各地炮台，加强险要之地的海防力量，随时准备迎击入侵之敌。道光三十年（1850年），英军妄图挖掘台湾基隆附近煤炭，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求。徐继畲“备文照复，正言拒止”，并密行台湾淡水同知曹士桂“纠合各地士，公同查禁，并刊立禁碑，严密防范”。禁碑现存台北市公园博物馆大楼前右对面，是徐继畲保护国家资源的有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