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文化与周礼--鲁国礼乐之学
在周代的众多邦国中,鲁国是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清人高士奇语)。鲁国成为典型周礼的保存者和实施者,时人称“周礼尽在鲁矣”。各国诸侯了解周礼也往往到鲁国学习,鲁国是有名的礼仪之邦。鲁国与周礼的这种密切关联,使得鲁国形成了谦逊礼让的淳朴民风,同时也使鲁国国势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5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
  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
《春秋》一书是鲁国国史,该书“常事不书”,所以鲁人依礼而动的行为有许多不一定见于记载。即使《春秋》经以及他书中见载的鲁国君臣的一些“违礼”之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者指责,如隐公到棠地“观渔者”,桓公取郜大鼎于宋而置于太庙,醒公与夫人姜氏一道到齐国去,庄公到齐国观社,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广其宫,夏父弗忌跻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渊滥捕,以及鲁三家的一些不礼之举等等。但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化成民俗”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选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概括讲来,周礼的内容应该包括礼义、礼仪或礼节、礼俗三个层面。礼义是抽象的礼的道德准则;礼仪或礼节是具体的礼乐制度,可大致分为吉、凶、军、宾、嘉5大方面。细分之,有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真可谓“繁文缛礼”,大而至于政治、军事,小而至于衣冠、陈设,无不有义。这些礼仪都是本着忠、孝、信、义等准则推衍而来,目的是为了“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礼俗即周人的社会风俗与道德习惯,它较礼节更细且繁,只是并无硬性规定。就主次而言,礼仪、礼节、礼俗是从属于礼义的,因为礼的根本目标是维护周王朝的统治,这才是其本质所在。
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还得到了不少特权。《礼记·明堂位》记载说:“凡四代之器、服、官,鲁兼用之。是故,鲁,王礼也,天下传之久矣。”鲁国建国之地殷商势力极重,伯禽要把鲁国建成宗周模式的东方据点,因此,他们代表周王室担负着镇抚周边部族,传播宗周文化的使命,极力推行周朝礼乐。
  鲁国适宜农桑,是一个稳定的定居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礼
《春秋》一书是鲁国国史,该书“常事不书”,所以鲁人依礼而动的行为有许多不一定见于记载。即使《春秋》经以及他书中见载的鲁国君臣的一些“违礼”之举,也往往引起人们的规谏、评论或者指责,如隐公到棠地“观渔者”,桓公取郜大鼎于宋而置于太庙,醒公与夫人姜氏一道到齐国去,庄公到齐国观社,庄公丹桓宫之楹而刻其桷,文公欲弛孟文子和敬子之宅以广其宫,夏父弗忌跻僖公,宣公夏天在泗渊滥捕,以及鲁三家的一些不礼之举等等。但在入东周以来“礼坏乐崩”的情况下,鲁国仍有不少知礼之人,如臧僖伯、臧哀伯、臧文仲、柳下惠、曹刿、夏父展、里革、匠人庆、申#、叔孙豹、子服景伯、孔子等等。另外,如文公时的宗有司,《左传》的作者左丘明,他们也都以知礼、明礼而闻名。
政治、外交之外,鲁文化的礼乐传统也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在“化成民俗”方面产生了明显效应。鲁人行为中的重义轻利观念,经济上的重农轻商意识,以及日常生活中严格的男、女之别等等均是。
西周末年以来,由于周室的衰微和时代的进步,再加之鲁国国势的下降,原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结束了。鲁在春秋后期也推选了“初税亩”、“用田赋”等一系列社会改革,改变了周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周礼乐的崩坏亦成为自然之势。春秋末年,孔子看不惯层出不穷的违背礼乐制度的现象,他希望恢复周礼,推行“王道”于天下,并以礼乐之学教授生徒,儒学于是创立。
公元前249年,鲁灭于楚。然而,鲁国的礼乐传统经孔门师徒的弘扬,已更加深入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它并没有因为鲁国的灭亡而丧失。秦朝末年,刘邦举兵围鲁时,“鲁中诸儒尚讲诵育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70多年以后的汉武帝时代,太史公司马迁到鲁地“观仲尼之庙堂”时,诸生依然“以时习礼其家”。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说“汉代统一了鲁国的礼教和秦国的法律”,更明白道出了鲁国礼乐之学在两汉时的重要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