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辛亥革命以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和图录里，有一张老照片被广泛采用，那就是武昌起义后革命士兵在城门口拉住一行人剪辫的照片，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后民众剪辫的史实。清末剪辫风潮不自武汉始，但武昌起义后确曾掀起起了全国性的剪辫浪潮。 
    发式作为人体自身的一种饰物，装扮着人们的形象，不同的发式可以反映人们性别、年龄、职业、地位的不同，发式甚至可作为一种民族标识，不同民族往往有其特定的发式习尚。中国古代男子蓄发不剪，举行成年礼时，束发于顶，加冠其上。有着蓄辫习尚的满洲人入关以后，为了用同化风俗的办法来铲除汉人的民族意识，消弭反清斗争，更为了体现其对各族人民的统治权力，于顺治二年 (1645年 ) 六月十五日颁布剃发令，强制关内人民一律剃发。此令下后，遭到汉族和其他民族的强烈反对，“留头不留发”和“留发不留头 ” 的斗争席卷全国，几十万人被杀头，所有的反抗斗争都失败了。除了那些穿着桑门衣和束发为道士的人以外，全国绝大多数男子都照满洲习俗剃发蓄辫。二百年来渐成习惯，有些人把这种发式认作一种人体美，有些人还把它看作是中国人的民族标志，甲午战争割让台湾以后，当地同胞曾以拒绝剪辫的行动表示不归顺日本统治。 
    清朝末年，由于下述原因，重又掀起了剪辫易服的风潮。 
    一是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东来，与中国人讥笑他们的“夷俗”一样，他们也讥笑中国人的辫子，“蚩鄙百端，拟以瑕豚”。清末，去外国留学者渐多，他们拖辫发，著满装，踯躅于市，行人莫不曰 “ 拖尾奴才”、“豚尾奴”、“半边和尚”等等，甚至恶毒地诅咒说： “ 世界人类由下等动物而进化，中国人不十年必尽退化为禽兽。 ” 凡此种种，刺激汉民族人民“旧耻复振”，有的痛苦地感觉到历史对老大帝国的嘲弄，产生了对愚昧落后的一种“自觉”或“自省”，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国际上受歧视受侮辱，“其故固由国家政治之不振，兵力之不强，而衣服装束之殊抑亦有以召之，不可谓非无因也”。于是，改良社会，革除陋俗，剪辫易服，让中华民族以文明、健康的面貌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成为许多爱国之士的夙愿。 
    二是排满运动、反清革命的兴起，辫子作为汉族屈从满族，臣民奴于君上的标志，理所当然地成为争取“出奴隶之籍，脱牛马之羁”的人们攻击的目标。清末革命派认为，“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同时，辫子由三股头发编结而成，被附会为“三纲”，长褂扣一般用五粒，被拟为“五常”。辫发被认为是祖制，不可变更。因此剪辫易服具有反封建主义传统和专制统治的政治意义，许多青年把剪辫易服视为不惜冒生命危险和清朝彻底决裂的表示”。就像清初剃发与否成为归附清朝与否的标志一样，清末剪辫与否，也常常成为人们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表现，人们往往“以去辫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 
    三是辫子这种发式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和世界潮流。虽然诚如鲁迅先生所说，辫子在“打架时可拔，犯奸时可剪，做戏的可挂于铁竿，为父的可鞭其子女，变把戏的将头摇动能飞舞如龙蛇”，捕捉人犯“则一把辫子，至少十多个，为治民计，也极方便的”，但在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拖着一条长辫子确很麻烦：行礼不便于脱帽，健身不便于锻炼，做工时不便于开机器，练兵时不便于操演，每天要花时间梳头编辫，勤洗更费时间，不勤洗又不卫生，衣裳上沾满油渍，且繁殖细菌和虱子，传播疾病，总之，“对于卫生对于操作对于经济均有所害”。至于世界潮流，也是趋向短发。正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所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指出的：“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 
    既然剪辫有如此重要的理由，清末主张剪辫和实行剪辫的人逐日增加。先有康有为奏请断发易服，继有章太炎“割辫与绝”。激进的留学生和流亡海外的革命者大多剪去辫子，改着洋装。在国内也有不少人不顾清廷的迫害而毅然剪辫。在20世纪的头十年里，各地剪辫风潮此起彼伏，最终冲击到上层，宣统二年 (1910年 ) 冬，资政院提出了剪辫的动议。早就想剪辫的青年学生乘此之机，哄传剪辫动议已获批准，纷纷剪去发辫。风潮迅速波及北京和东北、直隶、山东、两湖、江浙、两广、四川、云贵等十多个省份。清政府从风潮中感觉到自己的统治权威受到挑战，其中潜藏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不仅在资政院搁置了对剪发动议的讨论，而且下令严禁剪发，学部还专门颁布了对断发学生的处罚条令。对剪辫者的迫害激起各地学生的反抗，北京、奉天、黑龙江、湖北等省学生不仅以罢课方式表示抗议：而且有更多的人以剪辫的行动来声援已剪辫的同学，据当年报载，连颁布禁令的学部尚书和各省提学使的子弟也在学堂割去了“豚尾”。在学界抗争中，处罚条令无法执行。当局只好让步，由开除改为记过，又由记过而听之任之。在此情形下，剪辫风潮甚至波及到兵营和军校。仅以湖北武汉为例，宣统三年 (1911年 ) 初剪辫在学生和士兵中已成风气。湖北陆军四十一标二营 
    学兵李佐清，以发辫于操作上大有妨碍，毅然剪去。陆军第三中学，不约而同，竞有200余人同时剪发，其中以贵州籍学生为最多，陕西次之，两湖、云南三省学生又次之，甘肃及荆州驻防学生又次之，广西学生早经剪尽。合计该校先后剪发几及 400 人。湖北陆军测绘学堂学生剪发者，亦有数十名之多，余下未剪者无几。按规定这些剪辫的学生本当开除，但人数甚众，校方只得从轻办理，仅记大过一次，以示薄惩。新军协统黎元洪甚至还对剪辫的学兵李佐清表示钦佩，说：“我国朝野上下，近因受外界之激刺，于剪发一事几乎风靡一时。余本欲先行剃去，以为军界同人倡，因明诏未颁，故尔中止。今尔毅然剪去，免豚尾之讪笑，导文化之先机，匪惟社会所欢迎，亦即余所崇拜也。” 
    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以都督黎元洪名义发布告示命令一律剪辫。该告示日： 
   “照得我汉同胞，服制自应一律。既已立成义师， 发辫速宜剪剃。况我大汉从前，概无豚尾法制。改旧从新之时，岂效满奴习气 ? 各界办事人员，出示业经剪去。令我民国同胞，勿得顽固主义。从此一律剪去，好防满奴奸细。为此告我国民，切勿三心二意。” 
    革命军在各城门口检查剪辫情形，遇有不肯剪辫的人，就强行剪下他们的辫子。在剪辫易服风潮的推动和革命军武昌起义的压力下，清廷在其最后的日子里，于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1911年12月17日 ) 根据资政院的呈请，准官民自由剪发。此时离清帝退位仅 50 余天。革命派关于“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的预言，终于得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