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失钟台
今年夏天，我从故乡的北台山出发，开始了自己在鄂南山水间的朝圣之旅。我撇开人潮涌动的名胜，穿行在故纸、山水和民间，寻找那些无人光顾的角落，试图串起曾经蒙尘的历史遗珠。我像一个寒江独钓的隐者，钩沉历史的吉光片羽；更像一个踽踽独行的旅人，聆听岁月的回声，让穿越时空的风塑造我独自伫立的姿态。
深山虎啸，大泽龙吟，幕阜山区从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人文荟萃之乡。且不说山南麓赣北地区的黄庭坚、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等名贯日月的巨子，山北麓鄂南地区就曾经闪烁过耀眼的群星。像唐代的大学者李善、大书法家李邕，宋代的政治家吴中复、冯京，明代的理学家李成箕、李成芳，他们曾为中华文明史添上过浓墨重彩，至今仍然有其重要价值。然而，历史有太多的遮蔽，太多的漠视，太多的遗忘，使得一些曾经耸入云天的高峰迷失在重重迷雾里。钟台山，现在有多少人知道它?我知道，自己没有拨云见日、续接传统的能力，但是，我可以一个人深入历史的腹地，触摸它的体温，切入那怦怦跳动的脉搏。
在重重雾霭中，我开始了钟台山的精神之旅。
1
钟台山现在属咸宁市咸安区大幕乡，距离咸宁市区约30公里，海拔511米，方圆不过3公里。在我们这个名山众多的国度里，它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它与他们唐代大名鼎鼎的李善、李邕父子有关，我们就会对它刮目相看。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是这样说的：“钟台山，上有桃花洞，即李邕读书处，石室见存。顶有石台，台上有钟，时或见鸣。”怀着对这两位曾经栖居于此的文化名人的敬仰，我独自走进了钟台山。
视野中的钟台山并不高大，但相对于周围的群山，却是一峰突起，气势雄伟。岁月沧桑，后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昔日李氏父子生活的痕迹。我能见到的景观，就是东南坡的一个溶洞，西坡一个直径3-4米高约10米的圆柱形石墩，还有山下一湾清澈的桃花泉。虽然有点遗憾，但对我来说，这些已经够了，它们足以让我想起千百年前钟罄悠悠、书声琅琅的情景。这样的行旅，与其说是对山水的探寻，还不如说是对历史的一种触摸。于是，走进钟台山，我就走进了唐代那段历史，走进了李善、李邕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
李善（610－690）是唐代杰出的学者，著有《昭明文选注》60卷、《汉书辨惑》30卷。史称他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唐高宗显庆年间，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他将注解的《文选》献给朝廷，高宗赐绢一百二十匹，并下诏藏书于秘阁。后被任为潞王府记室参军、秘书郎。乾封年间（666－667），出为泾城令。因为与贺兰敏之的关系，被配流姚州。后遇大赦得还，在汴州、郑州一带讲授《文选》，儒生们从四面八方慕名而至，经过师徒传承，逐渐形成一门显学——《文选》学。李善于高宗载初元年去世，终年80岁。他学问淹贯古今，因为不善于写文章，所以被人称作“书簏”。今天看来，这个带有轻视性质的外号，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就说他的《文选注》，引用群书达1689种之多，已经成为历代学者校勘、考证、辑佚的必备之书。
李邕出生时，李善已经68岁了，当是在流放遇赦之后。李善老来得子，自是格外偏爱，要把他好好雕琢一番。所以李邕六七岁时，李善便带着全家离开了他求学于斯的江都（扬州），来到了祖居地江夏县，寻找清幽的读书之所。他看中了金城乡的钟台山，借居在东坡的修静寺。离寺院不远的东南坡有一个天然溶洞——桃花洞，洞里有一块形似书案的石头，这里远离尘嚣，环境清幽，桃花流水，正是读书的好去处。于是，在李善的指导下，李邕开始了为期四五年的苦读。
据说，历史上的钟台山以桃花知名，山名桃花尖，水名桃花泉，洞名桃花洞，桃花开遍山野，犹如云蒸霞蔚；桃花泉水甘甜清冽，泡出的茶水被誉为桃花绝品。我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桃花盛开的季节，这并不妨碍我寻幽访古。我想，少年李邕在攻读之余，一定观赏过这里热烈地盛开的桃花，在桃花泉边洗过砚台，甚至被艳丽的桃花激起盎然诗兴。父亲去世后，他继续苦读了几年，后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投靠族人，搬迁到了江夏洪山西麓。当时，内史李峤、监察御史张廷珪认为他“属文见胜，行止亦高，可充诤谏之职”，于是向皇帝举荐，任命他为左拾遗。这时，他才20岁。
在群星璀璨的盛唐，李邕声名卓著，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皆过人，时人称为“六绝”。朝廷显贵、各地寺观纷纷向他求文索字，所得酬金，“多至巨万”。但是，他为人慷慨，“拯孤恤贫，救乏赈患，积而便散，家无私聚”。
一峰突起丘陵妒。李邕在诗文、书法上的造诣，一时无人能望其项背，然而仕途却极其坎坷。他性格刚直，嫉恶如仇，敢于直言切谏，加之他性格豪放，不拘小节，因而屡遭毁谤，屡遭贬斥。比如，因为与张柬之接近，张倒台后，他由左拾遗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接着，又被贬为崖州舍城丞。玄宗即位后，一度被招回任户部郎中，并擢升御史中丞。后来又得罪宰相姚崇，姚崇认为他“险躁”，被贬为括州司马，不久起为陈州刺史；开元十三年（725），他向玄宗上书，以相才自荐，开罪于宰相张说。李邕素来看不起张说，正碰上有仇人诬告他“赃贷枉法”，张说借故将其下狱论死，幸得许昌儒生孔璋上书力救，才免于一死，不久被贬作钦州遵化尉。后来因为在岭南有军功，以后相继被任为括州刺史，在括州任上，喜兴利除害，却再一次遭诬陷，幸亏唐玄宗了解他，下诏不准弹劾，于是改任淄州、滑州刺史。天宝初年，改任汲郡、北海太守。“李北海”的大名，就是从这时叫响的。天宝六年（747），柳勣有罪下狱，宰相李林甫一向忌恶李邕，便以他曾经赠马给柳勣为由，进行构陷，派酷吏祁顺之、罗希奭将这位70岁的老人杖杀于北海官衙里。
李邕的一生都处在太平盛世，却并不比稍晚于他的颜真卿幸运，颜真卿死于叛军之手，李邕却死于奸相之手。李邕死后，时人莫不叹息。唐代的两位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几乎同声哀悼。李白《题江夏修静寺》中叹道：“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滨。空庭无玉树，高殿坐幽人。书带留青草，琴堂幂素尘。平生种桃李，寂灭不成春！”杜甫《八哀诗》第五首《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盛赞李邕的学问、人品、文章、书法，哀叹其遭谗而死的悲惨命运。宋代学者计有功说，“邕知名长安，死天宝间，四十年间可谓独步矣！”
在钟台山这片历史废墟上，我回味古人对他的评价，静思今人对他的种种冷遇，伤怀于他的悲剧命运，思索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与李邕同时代的卢藏用曾经说：“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也就是说，李邕是一把有缺的剑。而他那些所谓的缺陷，在我看来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因为正直敢言，他才长期被斥在外；因为长期远离权力的中心的尔虞我诈，才使他保留了轻视权贵、重义爱士、慷慨豪放的可贵本色。这种属于江湖和民间的品质，正是那些官场混混所不具备的。他的文章早已散失，直到明朝才有人辑录了薄薄的《李北海集》；他那久负盛名的书法，笔力沉雄，气势磅礴，自成一格，所以在当时被称为“书中仙手”，他那句“学我者死，似我者俗”的名言更是展示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他开创性地将行书引入碑刻，他存世的碑刻，著名的有《法华寺碑》、《麓山寺碑》等多种，深得后人如欧阳修等的喜爱。
2
历史的误会，却把这两位咸宁历史上的文化巨匠变成了扬州人。如今我们要把他们请回原籍，就像在一片废墟上恢复原有的建筑，首先必须找到它原来的图纸，也就是说，要弄清历史的真像。
遮在钟台山上的第一层迷雾，就是两李的籍贯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一笔糊涂帐。这笔糊涂帐从新、旧《唐书》就开始了。《旧唐书》的《儒学传》载:“李善，扬州江都人也。”《文苑传》称：“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而《新唐书》的《儒学传》则说：“曹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文艺传》又说:“李邕，字太和，扬州江都人。”且不说两《唐书》说法各异，《新唐书》也自相矛盾，更是令人莫知所以。现当代的一些流行辞书，如《辞源》、《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都沿袭了两《唐书》的错误。权威的错误，使得咸宁人在宣称李邕是自己的同乡时，竟不免有几分心虚。
实际上，本来说得清楚的事情，由于两《唐书》的编撰者对一些当时的史料视而不见，才把水搅浑了。比如，李邕撰写的书刻碑文，常常自署“江夏李邕”，现存庐山东林寺的《东林寺碑记》，署为“前陈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书”；现存于曲阜的《鲁孔夫子庙碑》，署为“朝散大夫使持节渝州刺史江夏李邕文”；现存于浙江松阳县的《叶慧明碑》，署名是“江夏李邕”。稍晚于李邕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题江夏修静寺》诗题下自注：“此寺是李北海旧宅”，并说“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滨”。这本来已经说清楚了，可是又冒出一个郡望问题，有人说，江夏是李邕的郡望，而扬州才是他的乡贯，也就是说，它是扬州人。
郡望是中国的一种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这种东西就像官制、地名一样，常常弄得后来学习历史的人眼花缭乱。比如，用古代的官衔称当代人，明明是知府，偏偏称太守；只要朝廷乐意，一个地方常常换地名。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一般读者确实被弄得一头雾水。郡望是怎么回事？原来，魏晋到隋唐时期，每个郡显贵的豪门世族成为郡望，意思是世世代代居住某地，为当地所仰望。一般来说，郡望与乡贯在地理上是一致的，但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形；一种是某郡望族迁往他郡，因为年代久远而改变了乡贯；另一种是因为当时重视郡望，有人便冒认同姓望族的郡望自抬身价。
李善父子并不属于这两种种情形。关于江夏只是他们的郡望、扬州才是他们的乡贯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据研究者考证，李邕的远祖后汉会稽太守、高阳侯李就，由赵郡迁居江夏平春（信阳平昌关附近）；东晋时，其近祖李恪南迁江夏郡郡治安陆近处的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其祖父李元哲隋末迁居广陵（扬州）,唐垂拱元年（685）前，李善又迁居鄂州江夏县金城乡。李邕成年后，迁居江夏修静寺。所以生活终老于扬州的，不过李元哲这一代人。李元哲当初移居扬州，很有可能是为了携带李善去师从文选学的开山鼻祖曹宪，何况那里还有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楼。所以，尽管各种辞书沿袭错误，遮蔽历史，今天的扬州人并不把李善、李邕当作他们的同乡。完全可说江夏既是他们的郡望，也是他们的乡贯。
当年，李善携带儿子李邕，从扬州迁回江夏县金城乡，就在钟台山桃花洞读书写作。《湖广武昌府志》“古迹”又说，钟台山“旧有修静寺，李北海读书其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桃花洞是一个石室，白天读书可以，晚上却无法安身，家还必须安在寺庙里。这座寺庙就是修静寺，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寺僧的帮助，相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成年后的李邕又迁居江夏县治洪山西麓。直到20岁时，他离开了江夏，也离钟台山更远了。他没有打算再回来了，为了感谢钟台山修静寺的僧人，他把自己的住宅舍作了祗园寺，后来改名为修静寺。可见，李邕是一个十分念旧的人。他也很怀念自己的家乡，他几次遭贬，都是南方蛮荒瘴疠之地，赴任时要路过江夏。有一次，他写下了一首绝句：“明时奉遣出皇州，行至江汉南渡头。东风不解传乡信，江月偏能照客愁。”一个左迁之人，路过离家不远的地方，却不能回家看看，这是一种怎样的乡愁！这种乡愁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直到70岁时屈死后，才落叶归根，归葬江夏武昌盘龙山。
桃花流水窅然去，钟台山，你记住了他们吗？
扬州是一个文运昌盛的地方，历代文人云集，古迹遍地，那里有《文选》编者昭明太子的“昭明台”，有“文选学”创始人、李善的老师曹宪的“文选楼”。实际上，李善的成就和名声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文选学”正是经过他的发扬光大才成为一门学问；李邕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篮，李北海的名声，享誉当代，流传至今。对扬州来说，多了一个李善、李邕也许不算什么，但扬州还是不嫌其多；而咸宁好像并不珍视属于自己的文化名人，没有人去关注他。然而，如果没有李善、李邕，这个地方又有多少可以自豪的东西呢？
现在，我们拨开了遮蔽在李氏父子籍贯问题上的迷雾，完全可以说李善和李邕江夏金城乡生活过，他们曾在钟台山读书，咸宁人可以认这两位同乡了。然而，这又能怎样呢？
3
钟台山见证了一代文化巨匠的成长过程，而我们却割裂了历史，漠视了它的存在，而且正在一点一点地遗忘它。而这，正是笼罩钟台山的另一层迷雾。
如果说，历史的误会造成了文化的遮蔽，这种遮蔽使人习焉不察，视而不见；那么人为的文化割裂，更是加快了遗忘的速度。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其破坏力是相当严重的。各个城市的孔庙都被摧枯拉朽，每个家庭收藏的的那些少的可怜的文化遗存大都付之一炬，僧尼被迫还俗，寺庙也被移作他用。不少地方除了农民起义旧址、烈士陵园，还有什么历史性的建筑？似乎我们的历史，就是除了起义，就是革命，而没有一点点文化的气息，一丝丝建设性的成分。人们已经习惯于睥睨一切，无视祖先的创造，而缺乏应有的敬重。殊不知，在我们这个缺少信仰成分的传统文化，正是依靠敬重来传承的。几乎多数人都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那是领袖人物的专利，普通人如果也这样自我期许，是不是少了一点底气，是不是一种有狂妄的嫌疑？人们习惯于以革命和建设的名义破坏传统文化的遗存，因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设置一道人为的屏障，让普通老百新在回望历史之际满眼迷雾；试图超越传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历史记忆，却不知道空中楼阁从来就只存在于梦想和幻觉之中。
在钟台山，我试图寻找李善、李邕父子居住过的修静寺遗迹。我猜想，钟台山东坡的桃花观，其前身应该就是修静寺，要不怎么连一块平地也找不到呢？寺观的嬗易，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或者因为人去楼空，或者因为后继无人，或者是朝廷的提倡和毁坏。桃花观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想为地方留一线文脉，就应该把它好好保护下来，但是，桃花观于1958年被拆毁了。破坏是为了割裂，割裂就意味着遗忘。现在，这个效果达到了,不明底细的人,已经看不出钟台山和李善李邕有什么关系了.
桃花观被拆毁了，桃花洞还在，读书台还在，关于历史父子的记载还在。但是，这些都只能荒凉在山野上，沉积在砖头般的典籍里。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里有个溶洞，溶洞里有个类似于灶台的石台，洞外有个石墩；于是他们从长期濡染的鬼神仙佛里寻找想像的空间，展示自己的想象力，把它们称为仙人洞、仙人灶、仙人墩。老百姓的举动无可厚非，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就这些。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人，也跟着鹦鹉学舌，甚至抹去那一点和李氏父子有关的痕迹，把钟台山的名字换成了桃花尖。
我想起了余杰讲的关于陈寅恪故居的故事。修水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破败不堪，即将倾倒。在一次地方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委员提出一份提案，要求政府拨款维修，没想到遭到了一位地方官员的严词拒绝：“陈寅恪是谁？那破房子，我看也没什么价值，倒了就让它倒了吧。”余杰引用了王朔的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如果真的是无知，那倒也罢了，更危险的是可怕的漠视！漠视，是生长在我们眼睛里的一层阴翳，使得我们在对待文化遗迹时，总是无事它的存在，忽视它的价值，甚至宁愿搞出一些人造景点，也不愿正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漠视正在发生很多地方愈演愈烈。
寻访钟台山，我看到的是一处有限的文化遗存。这类遗存物，往往蕴含着传统文化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密码。如果我们不遮蔽、不漠视、不破坏，它的权威性是存在的，它神圣的感召力还会发挥作用，会成为我们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然而，因为遮蔽，因为割裂，因为漠视，我们正一步步脱离历史，脱离传统。
我们总是悲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因为传统文化的毁坏，无缘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显得精神单薄；我们总是担心，如今生活在浅薄的搞笑、无聊的卡通和随心所欲的戏说中的少年儿童，他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总是嘲笑，那些崇拜明星、过洋节的时髦青年。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又给他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大众传媒又提供了怎样的导向？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又为重建文化传统、恢复历史记忆做过什么呢？
消失在重重迷雾中的钟台山，你看清楚了吗？
深山虎啸，大泽龙吟，幕阜山区从来就是藏龙卧虎之地、人文荟萃之乡。且不说山南麓赣北地区的黄庭坚、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等名贯日月的巨子，山北麓鄂南地区就曾经闪烁过耀眼的群星。像唐代的大学者李善、大书法家李邕，宋代的政治家吴中复、冯京，明代的理学家李成箕、李成芳，他们曾为中华文明史添上过浓墨重彩，至今仍然有其重要价值。然而，历史有太多的遮蔽，太多的漠视，太多的遗忘，使得一些曾经耸入云天的高峰迷失在重重迷雾里。钟台山，现在有多少人知道它?我知道，自己没有拨云见日、续接传统的能力，但是，我可以一个人深入历史的腹地，触摸它的体温，切入那怦怦跳动的脉搏。
在重重雾霭中，我开始了钟台山的精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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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台山现在属咸宁市咸安区大幕乡，距离咸宁市区约30公里，海拔511米，方圆不过3公里。在我们这个名山众多的国度里，它几乎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它与他们唐代大名鼎鼎的李善、李邕父子有关，我们就会对它刮目相看。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是这样说的：“钟台山，上有桃花洞，即李邕读书处，石室见存。顶有石台，台上有钟，时或见鸣。”怀着对这两位曾经栖居于此的文化名人的敬仰，我独自走进了钟台山。
视野中的钟台山并不高大，但相对于周围的群山，却是一峰突起，气势雄伟。岁月沧桑，后人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昔日李氏父子生活的痕迹。我能见到的景观，就是东南坡的一个溶洞，西坡一个直径3-4米高约10米的圆柱形石墩，还有山下一湾清澈的桃花泉。虽然有点遗憾，但对我来说，这些已经够了，它们足以让我想起千百年前钟罄悠悠、书声琅琅的情景。这样的行旅，与其说是对山水的探寻，还不如说是对历史的一种触摸。于是，走进钟台山，我就走进了唐代那段历史，走进了李善、李邕这两个历史人物的命运。
李善（610－690）是唐代杰出的学者，著有《昭明文选注》60卷、《汉书辨惑》30卷。史称他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唐高宗显庆年间，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他将注解的《文选》献给朝廷，高宗赐绢一百二十匹，并下诏藏书于秘阁。后被任为潞王府记室参军、秘书郎。乾封年间（666－667），出为泾城令。因为与贺兰敏之的关系，被配流姚州。后遇大赦得还，在汴州、郑州一带讲授《文选》，儒生们从四面八方慕名而至，经过师徒传承，逐渐形成一门显学——《文选》学。李善于高宗载初元年去世，终年80岁。他学问淹贯古今，因为不善于写文章，所以被人称作“书簏”。今天看来，这个带有轻视性质的外号，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就说他的《文选注》，引用群书达1689种之多，已经成为历代学者校勘、考证、辑佚的必备之书。
李邕出生时，李善已经68岁了，当是在流放遇赦之后。李善老来得子，自是格外偏爱，要把他好好雕琢一番。所以李邕六七岁时，李善便带着全家离开了他求学于斯的江都（扬州），来到了祖居地江夏县，寻找清幽的读书之所。他看中了金城乡的钟台山，借居在东坡的修静寺。离寺院不远的东南坡有一个天然溶洞——桃花洞，洞里有一块形似书案的石头，这里远离尘嚣，环境清幽，桃花流水，正是读书的好去处。于是，在李善的指导下，李邕开始了为期四五年的苦读。
据说，历史上的钟台山以桃花知名，山名桃花尖，水名桃花泉，洞名桃花洞，桃花开遍山野，犹如云蒸霞蔚；桃花泉水甘甜清冽，泡出的茶水被誉为桃花绝品。我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桃花盛开的季节，这并不妨碍我寻幽访古。我想，少年李邕在攻读之余，一定观赏过这里热烈地盛开的桃花，在桃花泉边洗过砚台，甚至被艳丽的桃花激起盎然诗兴。父亲去世后，他继续苦读了几年，后来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投靠族人，搬迁到了江夏洪山西麓。当时，内史李峤、监察御史张廷珪认为他“属文见胜，行止亦高，可充诤谏之职”，于是向皇帝举荐，任命他为左拾遗。这时，他才20岁。
在群星璀璨的盛唐，李邕声名卓著，文章、书翰、正直、辞辩、义、烈皆过人，时人称为“六绝”。朝廷显贵、各地寺观纷纷向他求文索字，所得酬金，“多至巨万”。但是，他为人慷慨，“拯孤恤贫，救乏赈患，积而便散，家无私聚”。
一峰突起丘陵妒。李邕在诗文、书法上的造诣，一时无人能望其项背，然而仕途却极其坎坷。他性格刚直，嫉恶如仇，敢于直言切谏，加之他性格豪放，不拘小节，因而屡遭毁谤，屡遭贬斥。比如，因为与张柬之接近，张倒台后，他由左拾遗贬为雷州司户参军，接着，又被贬为崖州舍城丞。玄宗即位后，一度被招回任户部郎中，并擢升御史中丞。后来又得罪宰相姚崇，姚崇认为他“险躁”，被贬为括州司马，不久起为陈州刺史；开元十三年（725），他向玄宗上书，以相才自荐，开罪于宰相张说。李邕素来看不起张说，正碰上有仇人诬告他“赃贷枉法”，张说借故将其下狱论死，幸得许昌儒生孔璋上书力救，才免于一死，不久被贬作钦州遵化尉。后来因为在岭南有军功，以后相继被任为括州刺史，在括州任上，喜兴利除害，却再一次遭诬陷，幸亏唐玄宗了解他，下诏不准弹劾，于是改任淄州、滑州刺史。天宝初年，改任汲郡、北海太守。“李北海”的大名，就是从这时叫响的。天宝六年（747），柳勣有罪下狱，宰相李林甫一向忌恶李邕，便以他曾经赠马给柳勣为由，进行构陷，派酷吏祁顺之、罗希奭将这位70岁的老人杖杀于北海官衙里。
李邕的一生都处在太平盛世，却并不比稍晚于他的颜真卿幸运，颜真卿死于叛军之手，李邕却死于奸相之手。李邕死后，时人莫不叹息。唐代的两位伟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几乎同声哀悼。李白《题江夏修静寺》中叹道：“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滨。空庭无玉树，高殿坐幽人。书带留青草，琴堂幂素尘。平生种桃李，寂灭不成春！”杜甫《八哀诗》第五首《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盛赞李邕的学问、人品、文章、书法，哀叹其遭谗而死的悲惨命运。宋代学者计有功说，“邕知名长安，死天宝间，四十年间可谓独步矣！”
在钟台山这片历史废墟上，我回味古人对他的评价，静思今人对他的种种冷遇，伤怀于他的悲剧命运，思索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与李邕同时代的卢藏用曾经说：“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但虞伤缺耳。”也就是说，李邕是一把有缺的剑。而他那些所谓的缺陷，在我看来恰恰是他的过人之处。因为正直敢言，他才长期被斥在外；因为长期远离权力的中心的尔虞我诈，才使他保留了轻视权贵、重义爱士、慷慨豪放的可贵本色。这种属于江湖和民间的品质，正是那些官场混混所不具备的。他的文章早已散失，直到明朝才有人辑录了薄薄的《李北海集》；他那久负盛名的书法，笔力沉雄，气势磅礴，自成一格，所以在当时被称为“书中仙手”，他那句“学我者死，似我者俗”的名言更是展示了其独特的艺术个性；他开创性地将行书引入碑刻，他存世的碑刻，著名的有《法华寺碑》、《麓山寺碑》等多种，深得后人如欧阳修等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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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误会，却把这两位咸宁历史上的文化巨匠变成了扬州人。如今我们要把他们请回原籍，就像在一片废墟上恢复原有的建筑，首先必须找到它原来的图纸，也就是说，要弄清历史的真像。
遮在钟台山上的第一层迷雾，就是两李的籍贯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一笔糊涂帐。这笔糊涂帐从新、旧《唐书》就开始了。《旧唐书》的《儒学传》载:“李善，扬州江都人也。”《文苑传》称：“李邕，广陵江都人，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而《新唐书》的《儒学传》则说：“曹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文艺传》又说:“李邕，字太和，扬州江都人。”且不说两《唐书》说法各异，《新唐书》也自相矛盾，更是令人莫知所以。现当代的一些流行辞书，如《辞源》、《辞海》、《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都沿袭了两《唐书》的错误。权威的错误，使得咸宁人在宣称李邕是自己的同乡时，竟不免有几分心虚。
实际上，本来说得清楚的事情，由于两《唐书》的编撰者对一些当时的史料视而不见，才把水搅浑了。比如，李邕撰写的书刻碑文，常常自署“江夏李邕”，现存庐山东林寺的《东林寺碑记》，署为“前陈州刺史江夏李邕文并书”；现存于曲阜的《鲁孔夫子庙碑》，署为“朝散大夫使持节渝州刺史江夏李邕文”；现存于浙江松阳县的《叶慧明碑》，署名是“江夏李邕”。稍晚于李邕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在《题江夏修静寺》诗题下自注：“此寺是李北海旧宅”，并说“我家北海宅，作寺南江滨”。这本来已经说清楚了，可是又冒出一个郡望问题，有人说，江夏是李邕的郡望，而扬州才是他的乡贯，也就是说，它是扬州人。
郡望是中国的一种特有的历史文化现象。这种东西就像官制、地名一样，常常弄得后来学习历史的人眼花缭乱。比如，用古代的官衔称当代人，明明是知府，偏偏称太守；只要朝廷乐意，一个地方常常换地名。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者，一般读者确实被弄得一头雾水。郡望是怎么回事？原来，魏晋到隋唐时期，每个郡显贵的豪门世族成为郡望，意思是世世代代居住某地，为当地所仰望。一般来说，郡望与乡贯在地理上是一致的，但后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形；一种是某郡望族迁往他郡，因为年代久远而改变了乡贯；另一种是因为当时重视郡望，有人便冒认同姓望族的郡望自抬身价。
李善父子并不属于这两种种情形。关于江夏只是他们的郡望、扬州才是他们的乡贯说法，同样是站不住脚的。据研究者考证，李邕的远祖后汉会稽太守、高阳侯李就，由赵郡迁居江夏平春（信阳平昌关附近）；东晋时，其近祖李恪南迁江夏郡郡治安陆近处的夏口（今武汉市武昌区），其祖父李元哲隋末迁居广陵（扬州）,唐垂拱元年（685）前，李善又迁居鄂州江夏县金城乡。李邕成年后，迁居江夏修静寺。所以生活终老于扬州的，不过李元哲这一代人。李元哲当初移居扬州，很有可能是为了携带李善去师从文选学的开山鼻祖曹宪，何况那里还有昭明太子萧统的文选楼。所以，尽管各种辞书沿袭错误，遮蔽历史，今天的扬州人并不把李善、李邕当作他们的同乡。完全可说江夏既是他们的郡望，也是他们的乡贯。
当年，李善携带儿子李邕，从扬州迁回江夏县金城乡，就在钟台山桃花洞读书写作。《湖广武昌府志》“古迹”又说，钟台山“旧有修静寺，李北海读书其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桃花洞是一个石室，白天读书可以，晚上却无法安身，家还必须安在寺庙里。这座寺庙就是修静寺，在这里，他们得到了寺僧的帮助，相互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成年后的李邕又迁居江夏县治洪山西麓。直到20岁时，他离开了江夏，也离钟台山更远了。他没有打算再回来了，为了感谢钟台山修静寺的僧人，他把自己的住宅舍作了祗园寺，后来改名为修静寺。可见，李邕是一个十分念旧的人。他也很怀念自己的家乡，他几次遭贬，都是南方蛮荒瘴疠之地，赴任时要路过江夏。有一次，他写下了一首绝句：“明时奉遣出皇州，行至江汉南渡头。东风不解传乡信，江月偏能照客愁。”一个左迁之人，路过离家不远的地方，却不能回家看看，这是一种怎样的乡愁！这种乡愁一直缠绕在他的心头，直到70岁时屈死后，才落叶归根，归葬江夏武昌盘龙山。
桃花流水窅然去，钟台山，你记住了他们吗？
扬州是一个文运昌盛的地方，历代文人云集，古迹遍地，那里有《文选》编者昭明太子的“昭明台”，有“文选学”创始人、李善的老师曹宪的“文选楼”。实际上，李善的成就和名声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老师，“文选学”正是经过他的发扬光大才成为一门学问；李邕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篮，李北海的名声，享誉当代，流传至今。对扬州来说，多了一个李善、李邕也许不算什么，但扬州还是不嫌其多；而咸宁好像并不珍视属于自己的文化名人，没有人去关注他。然而，如果没有李善、李邕，这个地方又有多少可以自豪的东西呢？
现在，我们拨开了遮蔽在李氏父子籍贯问题上的迷雾，完全可以说李善和李邕江夏金城乡生活过，他们曾在钟台山读书，咸宁人可以认这两位同乡了。然而，这又能怎样呢？
3
钟台山见证了一代文化巨匠的成长过程，而我们却割裂了历史，漠视了它的存在，而且正在一点一点地遗忘它。而这，正是笼罩钟台山的另一层迷雾。
如果说，历史的误会造成了文化的遮蔽，这种遮蔽使人习焉不察，视而不见；那么人为的文化割裂，更是加快了遗忘的速度。建国后的历次运动，特别是“文革”，其破坏力是相当严重的。各个城市的孔庙都被摧枯拉朽，每个家庭收藏的的那些少的可怜的文化遗存大都付之一炬，僧尼被迫还俗，寺庙也被移作他用。不少地方除了农民起义旧址、烈士陵园，还有什么历史性的建筑？似乎我们的历史，就是除了起义，就是革命，而没有一点点文化的气息，一丝丝建设性的成分。人们已经习惯于睥睨一切，无视祖先的创造，而缺乏应有的敬重。殊不知，在我们这个缺少信仰成分的传统文化，正是依靠敬重来传承的。几乎多数人都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他们似乎忽略了一点，那是领袖人物的专利，普通人如果也这样自我期许，是不是少了一点底气，是不是一种有狂妄的嫌疑？人们习惯于以革命和建设的名义破坏传统文化的遗存，因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设置一道人为的屏障，让普通老百新在回望历史之际满眼迷雾；试图超越传统，建立起一种全新的历史记忆，却不知道空中楼阁从来就只存在于梦想和幻觉之中。
在钟台山，我试图寻找李善、李邕父子居住过的修静寺遗迹。我猜想，钟台山东坡的桃花观，其前身应该就是修静寺，要不怎么连一块平地也找不到呢？寺观的嬗易，在历史上并不少见。或者因为人去楼空，或者因为后继无人，或者是朝廷的提倡和毁坏。桃花观应该就属于这种情况。如果我们想为地方留一线文脉，就应该把它好好保护下来，但是，桃花观于1958年被拆毁了。破坏是为了割裂，割裂就意味着遗忘。现在，这个效果达到了,不明底细的人,已经看不出钟台山和李善李邕有什么关系了.
桃花观被拆毁了，桃花洞还在，读书台还在，关于历史父子的记载还在。但是，这些都只能荒凉在山野上，沉积在砖头般的典籍里。老百姓不知道这些，他们只知道这里有个溶洞，溶洞里有个类似于灶台的石台，洞外有个石墩；于是他们从长期濡染的鬼神仙佛里寻找想像的空间，展示自己的想象力，把它们称为仙人洞、仙人灶、仙人墩。老百姓的举动无可厚非，因为他们不知道真相，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就这些。令人遗憾的是，一些掌握了文化知识的人，也跟着鹦鹉学舌，甚至抹去那一点和李氏父子有关的痕迹，把钟台山的名字换成了桃花尖。
我想起了余杰讲的关于陈寅恪故居的故事。修水陈氏故居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破败不堪，即将倾倒。在一次地方政协会议上，一位政协委员提出一份提案，要求政府拨款维修，没想到遭到了一位地方官员的严词拒绝：“陈寅恪是谁？那破房子，我看也没什么价值，倒了就让它倒了吧。”余杰引用了王朔的一句话：“无知者无畏。”如果真的是无知，那倒也罢了，更危险的是可怕的漠视！漠视，是生长在我们眼睛里的一层阴翳，使得我们在对待文化遗迹时，总是无事它的存在，忽视它的价值，甚至宁愿搞出一些人造景点，也不愿正视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让人担心的是，这种漠视正在发生很多地方愈演愈烈。
寻访钟台山，我看到的是一处有限的文化遗存。这类遗存物，往往蕴含着传统文化的规则、理念、秩序和信仰，藏着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系列密码。如果我们不遮蔽、不漠视、不破坏，它的权威性是存在的，它神圣的感召力还会发挥作用，会成为我们文化中的有益成分。然而，因为遮蔽，因为割裂，因为漠视，我们正一步步脱离历史，脱离传统。
我们总是悲叹，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因为传统文化的毁坏，无缘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而显得精神单薄；我们总是担心，如今生活在浅薄的搞笑、无聊的卡通和随心所欲的戏说中的少年儿童，他们将来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总是嘲笑，那些崇拜明星、过洋节的时髦青年。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又给他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大众传媒又提供了怎样的导向？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又为重建文化传统、恢复历史记忆做过什么呢？
消失在重重迷雾中的钟台山，你看清楚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