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墨、纸、砚通常被称作“文房四宝”，是过去的读书人所必备的四样东西。无论何物，年代既久，都会弄出些花样来的。比如吃食，每一地都有自己顶著名的特产，像北京的酱菜，广东的蛇羹汤，四川的麻婆豆腐，贵州的花江狗肉等等。这些物事并非名贵珍奇，别的地方也不是没有出产，但因为历史文化风土民俗诸多方面的原因，在某一地特别地有优势，因而做出的东西便分外好些，久而久之取得大家的认同，于是就成为了人人喜爱的名产。文房四宝也不例外，笔墨纸砚，都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原料，除非物产实在贫乏，哪儿都能做得出来的。但能做与做好却又是两回事了。能做是一般的要求，做好却要各方面的条件都适合，也就是还得讲些因缘的。于是经过的时间的考验，又得到使用者的品评认可，在文房四宝方面就形成了湖笔、微墨、宣纸、端砚的说法。要详细地讲这四样东西，恐怕得写厚厚的一本专著，不是我这篇小文所能胜任的事。我这里只想说说砚，具体的说是端砚，而且也是仅就个人的兴趣见识来说，因为即便是这方小小的砚台，要把它的来龙去脉渊源历史说清楚也不是三言两语办得到的。 
　　说到砚，在文房四宝里可能与别的三样的情况还有些不一样，尽管它被排在最末一位，似乎显得不是那么重要。砚也有四大名砚之说，即端州端砚、山东鲁砚、安徽歙砚、江西龙屋砚。在这四大名砚之中，又以端州的端砚为最，被公认是最好的。好东西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承认它好，这还得需要一个过程。端州产砚，最早的记载见于唐李肇的《唐国史补》：“内邱瓷瓯，端州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可见当初端砚也只是被当作一般的砚台而已。用得久了，它的好处渐渐为人所知，于是也就出名了。端砚真正成为名砚，还是在宋朝的事。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民间传说，是关于包公的。宋仁宗庆历二年，包公奉调端州任知郡事。包公爱好书法，更喜端砚，然他为官正直清廉，坚持不取一砚。宋仁宗康定元年，当他离职升任御史之日，行舟至羚羊峡时江面上突然狂风大作，波涛翻滚。包公站立船头，不禁仰天长叹：我包拯没做亏心事，奈何天理不容说毕即分咐随从搜索船舱，看有无不清之物。家人包兴深知主人脾气慌忙取出一方“双龙争珠”端观，告知乃地方乡绅所赠，包公即将它抛入江中。顿时，江面上风平浪静，云散日出。与此同时，江边冒出了一块美丽的绿洲，后人将此绿洲称为“砚山”，至今犹在。这个故事流传甚广，在地方志和《鼎湖山志》中都有记录。当地人给包公送砚可能确有其事，不过后面的故事大概就是杜撰的了。发人深思的是，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民族根深蒂固的青天意识，即便是有关一个小小的砚台的故事也要把它编织进去。 
　　我既非文人也非雅士，更不事收藏，对于砚台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只是因为机缘凑巧，遇见了随手便买了。乙卯仲春，因事到广东肇庆，游罢七星岩，爬过鼎佛山，主人问不想买一方端砚吗？这才想起肇庆古称端州，正是端砚的故乡呀。 
　　宋朝诗人张九成有诗云：端溪古砚天下奇，紫花夜半吐红霓。诗人的笔下难免带着些情感色彩的夸饰，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六关于端砚的记载就要实在得多。其书云：“余屡过端溪，必登砚严，论之详矣。石品不一，大概有三：曰严石，曰坑石，曰黄步石。严，上也；坑，次也；黄步，其下也。凡此三品之佳者论耳，若其不佳，等为弃物，不足论也。黄步粗而有纹，善耗墨，亦善败笔，正可作良砥，非文房中所宝。坑石有二：南坑，新坑。南坑石眼青暗，新坑石眼中有朱点而亦暗，然皆体硬，叩之铿然，虽细润，久则不宜笔墨。忽得一至润良材乃复大奇，虽严砚无以远过。严石有三：上严，中严，下严。高在山之胸乳间曰上严，深入至于平地等曰中严，深入至水府曰下严。上严石理燥；中严温润宜人，岁久亦滑墨；至于下严，则奇绝一世，石理如玉，望之似蕴德君子，循之则溜滑滋润，欲识其真，要不可言。” 
　　由此看来，在宋代端砚已名扬天下，而且一般的文人墨客已对它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不过大凡世间之物，珍品难得，至于妙品则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端砚亦复如是。端溪的砚石自唐代开采至今已逾两千多年，周去非所说的严石差不多已挖掘殆尽，而且始掘于宋代的坑石也出产甚少，现在普遍使用的砚石出自宋以后开采的梅花坑。梅花坑所产砚石以石呈苍灰微带黄色，以其纹理似梅花鹿的皮纹而得名，多眼为其主要特点，石质近似宋坑，也时有佳品问世。我所购得的一方即是出自梅花坑，长六寸许，宽三寸见方，一头略窄，上有两个青眼，刻云龙图样。在琳琅满目的端砚中虽算不得珍品奇品，可在我也是喜爱之物，很有点敝帚自珍的味道。知堂老人在《买墨小记》中云：“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了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我所买的那方砚台，到如今快三年了，一直没有开墨，不过闲暇时拿出来观赏把玩一番，神思远游，也觉得是一件挺愉快的事。 
    幼时也练过几天毛笔字的，所请的老师是村里的一位私塾先生，听说曾中过前清的秀才，因为仕途失意后来开馆办学，如今家乡的许多头面人物都是出自他的门下。那时家贫，难备文四宝，砚台就用了打碎的碗底来代替。其时先生年事已高，体弱声细，但却极是认真，正襟危坐，握管挥毫，工工整整地写下一本颜体小楷让我描红，其笔意深得颜鲁公《多宝塔碑》个中真昧。只可惜我年幼不懂珍惜机缘，不但字没练好，就连先生写的范本也弄得不知去向。后来也曾读过些碑帖，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苏东坡的《寒食帖》，米元章的《苕溪帖》，但终究是未能入门，深感愧对先生一片殷殷之情，而今先生已下世多年，想必他在九泉之下应该能原谅我这个懵懂少年当时的疏懒和懈怠吧？而今，对于笔墨早已疏远，写字也简化到了只是在键盘上敲击而已。这固然可说是一种进步，然而也因此失去了许多情趣和雅致。现代人再也无从体会那笔走龙蛇的快意了，而我们的后代也无缘欣赏到一篇篇或酣畅淋漓，或沉痛滞郁，或和风细雨，或怒发冲冠的名作佳构了。世上虽有不少的书法家，可谁曾见过真正的传世之作是出自职业者的手笔，它们都是兴之所至情之所至的自然流露呀。像颜鲁公的《祭侄文稿》，不是痛到深处谁能写得出来？千载而下，当我们抚读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文字时，仍能感觉到那种痛还在字里行间流淌。那分明不是用笔墨写成的，而是心血一滴滴浸润到纸上的结果。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了我们许多物质的便利和享受，但是也让我们失去了许多古朴和情趣。我并非复古主义者，只是觉得能于这物欲横流之中保存些许的诗意，让那一缕墨香幽幽不绝，该是两全其美的事吧。不过，这也许只是我痴人说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