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城访古
锦城访古之一万里桥西一草堂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筿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唐·杜甫：《狂夫》
古蜀西川，历史悠久，按照大诗人李白的说法：“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省城成都少说也已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时代，古蜀五世开明帝“自梦郭移”，“徙治成都”，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迁都赤里，建立庙宇，构筑城池。借用西周建都时“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典故，名之曰成都。当时仅建有一个最早的“少城”，城内外以“干栏”式建筑为主，少有土墙。公元前316年，蜀国内乱，蜀王派兵伐苴侯，苴侯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釜底抽薪，派张仪、司马错讨伐西蜀。秦灭蜀后置蜀郡，秦大将司马错重筑成都城，作为蜀郡首府。公元前311年，游说六国的张仪和郡守张若对成都进行了大规模修建。按秦都咸阳建制兴筑了成都、郫城和临邛三城的城垣。成都城周长12里，高7丈，分大城和少城二部，城曲缩如龟，成都因此又名“龟城”，成都的城市在这一年才算正式建立。从此之后，这座城市的坐标犹如它千年未变的名姓一样，始终牢牢扎根于那片平整而富足的土地上。
秦昭王时，蜀守李冰主持兴修都江堰，利泽川西十县，成都便成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首府，蜀地的农桑由此而迅速发展，其蚕丝织锦——蜀锦则因色彩鲜艳而名闻天下，到汉代成为朝廷重要贡赋来源，朝廷遂设置锦官管理，并在城西南筑“锦官城”，成都便有了锦官城的别称，简称“锦城”，大江也就有了濯锦江和锦江之名。成都又名蓉城，全称芙蓉城，其传说有二：一说为“龟画芙蓉”：张仪建城，城基不稳，累筑累圮，后来出现神龟引路，其城乃成，而神龟指引的路线形似一朵芙蓉花，蓉城之名因此而生。另一说是“芙蓉护城”：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偏爱芙蓉花，命百姓在城墙上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秀”，芙蓉城之名不迳而走。
成都作为一座城市，其城址千古不徙，历劫不衰，在世界城市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成都多名胜，却都离不开一个古字：浣花溪上的杜甫草堂，濯锦江畔的望江楼，松柏掩映的丞相祠堂，佛家的文殊院，道教的青羊宫，加上周边的桂湖、宝光寺，灌县都江堰乃至乐山乌尤，不论是好山胜水，还是名园古刹，都散发着千年沉积、清幽淡雅的古色古香。在成都的每一天，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寻古的神秘，访古的乐趣。
出成都南门，左边是万里桥，当年孔明于此饯费袆聘吴，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一江春水自此而东，桥下的的花溪更见曲折蜿蜒。沿溪人家多以造纸为业，制出来的十色彩笺“其色如花”，浣花溪由此得名。唐时，浣花溪江深水阔，碧波清流，溪畔风光秀丽，“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便是生动的写照。杜甫草堂位于美丽的百花潭边：一带红墙环绕，四重殿宇巅耸，古道中伸，回廊左右，夹路林木苍翠，相伴流水叮咚，幽深淡雅自是草堂淡泊宁静的风格。
草堂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唐玄宗天宝十八年（公元759年）12月，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历尽颠沛流离，从长安辗转流亡到成都。第二年三月靠了友人的帮助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茅屋数椽，名为“草堂”。杜甫在《寄题江外草堂》诗中细道由来：“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虽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茅屋诚小，关不住他忧国忧民的宽广胸怀，草堂虽陋，却无碍他思如泉涌的才华横溢，杜甫在草堂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作诗240余首，无数清新的诗句便似溪水一般长流不断。黄庭坚说他“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布衾多年冷似铁，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清贫，却无改他“劍外忽传薊北，初闻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纵湎，青春作伴好还乡。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阳下洛阳”的喜悦，突遭“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飞来横祸，杜甫却为天下人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样撕心裂肺的呼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终使那些飞出草堂的诗篇被推崇为千古绝唱。
天宝二十二年（公元763年），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便日渐荒芜：“沙崩水槛鸟飞尽，树压村桥过马迟”。五代时，就任前蜀宰相的诗人韦庄来此凭吊，见到的只是“柱砥犹存”的草堂遗址，惨澹无言，乃“重结茅屋”。北宋元丰年间，成都知府吕大防再次重修，并把杜甫像画在墙壁上，第一次使草堂具有了纪念祠堂的寓意。从那以后的近千年中，出于对杜甫忧国忧民的崇敬和怀念，人们对草堂进行了多次整修和扩建。特别是明代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的两次重修，基本奠定了草堂的规模和格局。一间草屋逐步扩展为连片祠宇，“工部祠”（因杜甫曾做过工部员外郎）中立起了塑像，配侧祀，刻诗碑，植林木，还有专人供奉香火，清人周有声不觉啧啧称奇：“诗人不合享茅土，少陵草堂竟千古”！
当年杜甫自建的草堂已随岁月湮没，现在见到的实际上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建的一所幽美园林，它由“工部祠”和东邻的古梵安寺合并而成的，总面积达三百余亩。草堂大门两侧有引自杜甫诗句的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标写出草堂的方位；两边柱上朱德元帅书写的对联赫然入目：“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浓聚着后人千年的赞扬和尊崇。草堂的主要建筑大廨、诗史堂、柴门和工部祠都是清一色的灰屋直脊，木柱敞厅，既无雕梁画栋，又无碧瓦朱窗，殿宇不大，简朴素雅，加以四周林木葱郁、碧波涟漪，全是当年草堂独有的情味。“大廨”里有杜甫的塑像，跪坐船头，手抚诗卷，头部微仰，双眉紧蹙，仿佛正向苍天发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沉重慨叹。周遭琳琅满目的楹联题诗仿佛为诗圣的不朽人生细作注解。最引人注目的是明人何宇度借用韩愈和杜甫诗句：“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最耐人寻味的是清代学者顾复初写出的委婉含蓄致：“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当代诗人郭沫若则大笔直书后人的中肯评价：“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字里行间流溢着深切的爱慕和景仰。
诗史堂后，一条小溪缓缓流过，上面有一座小石桥勾连交通。小小水阁掩映在小桥左侧的翠竹丛中，号称“水槛”。过小桥，有“柴门”，依然是杜甫当年“新添水槛供垂钓”、“柴门不正逐江开”的意境。穿过柴门，“工部祠”就在眼前。“工部祠”是历代祭祀杜甫的场所，壁间有许多明、清石刻和两通“少陵草堂图”碑刻，中间供奉着杜甫的彩色塑像。也许是惺惺惜惺惺的原故吧，配祀的还有后来在四川当过地方官的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和陆游。配祀之选自然是后人之意，但确实是同气相求，珠联璧合：黄、陆二位诗人，一在北宋，一在南宋，但都是老杜的崇拜者，此一同也；他们又都是诗坛的杰出人物，黄庭坚的诗清新卓异，苏轼读了也认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陆游更是我国诗歌历史上的高产作家，诗作最多、流传最广的第一人，此二同也；二位诗人都是一生忧国忧民，与杜甫真个一脉相承，黄庭坚有诗曰“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亡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充分表达了他的高尚情操。而陆游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千百年来又激励着多少爱国志士！此三同也。诗人才高八斗，却一生郁郁不得志，颠沛流离，饱经沧桑，命运之坎坷又如出一辙，此四同也。有此四同，用同病相怜来比较他们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工部祠”左边有“草堂书屋”，在一个个大玻璃柜里陈列着970部自宋代以来的杜诗版本和抄本，还有15种外文译本，数量之巨，世所罕见。工部祠右边是“恰受航轩”，这是一座拱顶突檐，呈长方形的亭阁，形似一艘停泊在工部祠堂前的楼船。当年杜甫泛舟百花潭，兴之所至，唱出“秋水才深四五尺，野渡恰受二三人”之句，或许这就是亭名的来历。出“工部祠”侧门，就到了东邻的古梵安寺。寺祠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夹道，两旁红墙夹峙，墙头爬满月季、蔷薇，花香四溢。走在“花径”上，耳际似乎回荡着杜甫“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鸥日日來。花径不曾緣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祇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吟唱，就连我们这一群匆匆来访的俗客也感受到了杜诗的钟灵之气，荡气而回肠，口颊也生香，眼前的世界也似乎特别空阔宁静了。
锦城访古之二濯锦江头望江楼
澄江如练正高秋，
一笛吹秋上此楼。
有客乘风来纵酒，
长歌远送下滩舟。
——宋·周应合：《望江楼》
濯锦江畔，九眼桥边，有一处成都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那就是望江楼。相传这里曾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居处，至今尚有一阁一井供人凭吊。明清两代相继建起了纪念她的崇丽阁、濯锦楼、浣笺亭、吟诗楼、清婉室和五云仙馆六大建筑，弥漫园中的书卷气日见浓郁。民元时望江楼辟为公园。高大的牌坊高标逸韵：“少陵茅屋，诸葛词堂，并此鼎足而三，饰崇丽，荡漪澜，系客垂杨歌小雅； 元相诗篇，韦公奏牍，总是关心则一，思贤才，哀窈窕，美人香草续离骚”，写出了成都人心中的骄傲和浪漫。
望江楼公园最宏丽的建筑是高39米的望江楼，又称崇丽阁，阁名取自晋代左思的《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实在是对先人筚路蓝缕“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建成成都的赞扬。崇丽阁共4层，上两层平面为八角形，下两层为四方形。碧瓦朱柱，雕梁画栋，整个建筑不用一砖一石，全部用楠木构成。每层的屋脊、飞檐都饰有精美的瑞兽泥塑和人物雕刻。阁顶为鎏金宝顶，丽日之下，金光闪闪，耀眼夺目。登楼远眺，“锦江春色来天地”：江上千帆竞发，楼船栉比，江中碧波涟漪，水流东去。古时成都人出行多由水路，亲朋好友在此惜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大江天际流”，望江楼头尽是思念和挂牵，
望江楼的两翼有两座精致的楼阁，左名濯锦楼，两层三间，整楼形似画舫，秀丽玲珑，据说是为当年薛涛登舟为元稹送行依依别情的写意。右为吟诗楼，四面敞开，三叠相依，模仿薛涛晚年在碧鸡坊的吟诗楼而建，清风明月映出诗情画意。清代四川学政，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为之题联：“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一阁两楼与毗连的五云仙馆，构成极富四川风格的园林建筑群。楼前一泓清水，四周回廊环绕。吟诗楼西南有枇杷门巷，一副“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批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的楹联锁定当年薛涛居处。
楼后有一口古井，井台为圆形莲花台上台座，井口呈八角形。井后牌坊红墙碧瓦，斗拱彩绘，中间碑石上书“薛涛井”。旁边刻有唐代诗人王建《赠薛涛》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巷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薛涛井旧名玉女津，相传薛涛用这古井里的水制作了一种红色的小笺，其色彩绚丽且格调雅致，世称“薛涛笺”，“薛涛诗思饶春色，十样鸾笺五采夸。香染桃英清入观，影翻藤角眩生花。涓涓锦水涵秋叶，苒苒剡波洋晚霞。却笑迴文苏氏子，工夫空自废韵华”。据说唐代著名诗人韦庄（如果不是记错的话，韦庄还是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曾向她讨教过，还特地写了一首《乞彩笺歌》：“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闇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不使红霓段段飞，一时驱上丹霞壁。蜀客才多染不供，卓文醉后开无力。孔雀衔来向日飞，翩翩压折黄金翼。我有歌诗一千首，磨砻山岳罗星斗。开卷长疑雷电惊，挥毫只怕龙蛇走。班班布在时人口，满袖松花都未有。人间无处买烟霞，须知得自神仙手。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而历代蜀藩更趋之若骛，纷纷来此制笺。
旧时园内有许多题刻，崇丽阁联云：“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抚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吟诗楼联云：“古今来多少美人，问他瘦燕肥环，几个红颜成薄幸？天地间尽多韵事，对此名笺旨酒，半江明月放酣歌”。其中最负盛名的一联在薛涛井：“此间寻校书香冢白杨中，问他旧日风流，汲来古井余芬，一样渡名桃叶好；西去接工部草堂秋水外，同是天涯沦落，自有浣笺留韵。不妨诗让杜陵多”。望江楼之声名远播，实在与诗人薛涛有着不解的缘分。薛涛，字洪度，唐代长安人。自幼随父宦居蜀中，后因父丧，家道中落，沦为乐妓。从小就有诗名，时称薛校书，诗多幽怨动人之句。常与当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杜牧、刘禹锡、元稹等唱和。元稹有《寄赠薛涛》诗：“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宋人更有“浣花溪上海棠湾，薛涛朱户皆金鐶。韦皋笔逸玳瑁落，张佑盏滑琉璃乾。压倒念奴价百倍，兴来奇怪生毫端。醉眸觑纸聊一扫，落花飞雪声漫漫。梦得（刘禹锡）见之为改观，乐天（白居易）更敢寻常看”的推崇。但佳人薄命，一生坎坷，郁郁早逝，“至今愁人锦江口，秋蛩露草孤坟寒。”
薛涛爱竹，曾赋诗表白：“南天春雨时，那鉴霜雪姿。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湘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也许是爱屋及乌，也许是睹物慕才，后人为了纪念她，就在园中广种青竹。而今，180多亩的公园里已是无处不竹：楼侧是劲拔的黄金竹，井边是粗壮的慈竹，茶园旁的小径二边尽是一丛丛的观音竹。望江楼公园的竹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繁茂，从竿型看，有方的，有园的，有长方形的；从产地分，又有成都的琴丝竹、凤尾竹，邛崃的筇竹，江安的鸡爪竹，叙永的大节竹，昆明的实心竹，广西的甜竹，厦门的泰国竹，海南岛的藤竹，印尼的象鼻竹，菲律宾的毛笋竹，林林总总不下150余种，占了世界竹子种类的一半以上，其中不乏海内珍品。望江公园里到处竹影婆娑，丛丛簇簇，自有许多迷人的姿态：那高达二十米的鸡爪竹，酷似气宇轩昂的武士；而高不及米的翠竹，又似弱不禁风的深闺女子；枝节上长着一个个上小下大小花瓶的佛肚竹，恰似一个个迭起罗汉的弥勒佛；竿节呈斜面的人面竹，又极象一张张未曾着色的脸谱；还有在浅绿叶面上长着深绿色线条的大琴丝竹，泪痕点点的斑竹，千姿百态，汇成竹的奇观，难怪清时就有人感叹：“三更好梦难，万里新愁独。杜甫祠前江，薛涛井上竹。”成都人惜才爱竹，劲节长青的寓意又成就了许多竹文化，君不见竹林深处轻舞飞扬的彩色丝带？那是青年男女长结丝萝的纪念；君不见那竿竿翠竹上镌刻的动人诗句？那是他们永结同心的海誓山盟。
“出土已有节，凌空犹虚心”，徜徉在这竹的海洋中，吟诵着竹的礼赞，领略着竹的清韵，惟觉清新爽适，尘心如洗。
锦城访古之三丞相祠堂柏森森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唐·杜甫：《蜀相》
武侯祠位于成都南门武侯祠大街，是西晋末年十六国的成（汉）主李雄为纪念三国时蜀汉丞相武乡候诸葛亮所建的祠堂，“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城内独存孔明庙”。当初位于刘备墓的“稍偏西南”處，与蜀先主刘备昭烈庙相邻。从唐代诗人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推断，祠堂到唐代已具相当规模。古柏葱郁，殿宇宏伟，青瓦红墙，环境幽雅。一千多年来，武侯祠几经毁损，几度重建，屡有变迁。屡建是因为民心的爱戴，迁则因为“三纲五常”的从中作梗：武候祠香烟缭绕，先主庙鬼冷冰清，君为臣纲的体面扫地。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儿子蜀王朱椿认为李雄所建的武侯祠与刘备的昭烈庙离得太近，于君尊臣卑之礼不合，遂拆毁武侯祠，在刘备的祠庙外再建东西两庑，东庑祀诸葛亮，西庑祀关羽、张飞等武将。明代末年，祠庙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重建时，以前后两大殿分祀刘备与诸葛亮，形成了君臣合庙的特有格局。其实君臣合庙并非武侯祠独有，独特之处乃在二殿分祀。历朝历代的帝王庙宇中，臣子不能也不允许与帝王分庭抗礼，纵有天大的功劳，能够作为帝王的配祀已是莫大的荣耀，汉初的凌烟阁、唐初李世民的昭陵莫不因循此例。而诸葛武侯能有如此之地位，可能也有违他的生平所愿，但却是后世百姓对他的崇拜和敬爱。民国年间邹鲁写过一首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
武侯祠大門上懸挂的是一方黑底金字的“汉昭烈庙”匾额。字体剛健劲拔，气势雄浑，相传是南梁的开国皇帝蕭道成(高帝)的手笔。跨进汉昭烈庙，大门到二门道路的两侧，立有六通高大的石碑。其中四通为清代刻建，一通为明代刻建，一通为唐代刻建。清碑记载了祠庙重建和维修的情况，明碑着重介绍了祠庙的历史沿革。而东侧碑廊则耸立着那通被视为稀世珍品的“三绝碑”——“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碑高367厘米，宽95厘米，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是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其僚属27人来武侯祠祭拜时刻建的。唐朝著名的大政治家、后来历事宪、穆、敬、文四朝，数次为相的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匠鲁建勒石。碑文感情炽烈，情思奔涌，对诸葛亮短暂而悲壮的一生充满了仰慕钦敬。碑文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热情歌颂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把诸葛亮比作前代名臣管仲、晏婴、萧何、张良，特别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人读此，涕泪俱下，仿佛宣誓一般，在碑的背面和侧面留下了众多唐、宋、明、清的历代诗文。“三绝碑”之称始于明朝弘治十年（1497年），当时的四川巡按华荣在碑上题跋：“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本与垂宇不朽也”，把诸葛亮的功德与裴文、柳书并称“三绝”。清道光九年（1829年）华阳举人潘时彬在纂修《昭烈忠侯陵庙志》时又对“三绝”提出新的见解：将文章，书法，镌刻都出自名家誉为“三绝”。其实，二种说法都言之有理。就碑论碑作鉴赏，后说为是；但碑毕竟是碑，难与诸葛武侯的不世之功相提并论。虽说裴度当过三朝宰相，在平定叛乱中也建立了彪炳的功勋，后人多加推崇，但裴度也自知难望诸葛之项背，景仰之心溢于言表。
在武侯祠的所有建筑中，刘备殿最高，建筑也最为雄伟壮丽。刘备殿高大宏敞，殿上高悬“业紹高光”的大匾，正门楹联是清人完顔崇实所书的“使君为天下英雄，正统攸归，王气钟楼桑车盖； 巴蜀系汉朝终始，遗民犹在，霸图余古柏祠堂”。东壁悬挂着今人所写的《隆中对》，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諸葛亮“三分论天下”，为刘备制订了联吴抗曹的立国大计，那种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依然透发着真知的光芒。大殿正中供奉着3米高的蜀汉皇帝刘备的贴金泥塑坐像，诸多子孙中只有城破死节的皇孙北地王刘堪左侧配祀。据说建庙之初原有“阿斗”刘禅，但在宋、明二代被毁，原因就在于刘禅昏庸无能，破国降晋后竟又“乐不思蜀”，远不如“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北地王刘堪铮铮有骨气，刘禹锡曾为此叹息“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刘备殿的东偏殿供奉着夜读春秋的大将关羽，关羽像高2米多，头戴冕旒，红脸，丹凤眼，卧蚕眉，两眼半睁半闭，美髯垂胸，身着金袍，手执象简，一付帝王打扮、神灵面孔，身后是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和关羽的义子关平。西偏殿供奉着张飞，张飞面色漆黑，豹头环眼，燕含虎须，像貌威猛而有生气，身后是张苞等人。显然这是“桃园结义”定下的名分——同是五虎上将的赵子龙、马孟起和黄汉升却只能在过厅内尽人臣之礼了。刘备殿后即是过厅，两廊各有清代民间艺人制作的真人大小的塑像14尊，塑像前都有一块小石碑，镌刻着功臣的生平传略——那是蜀汉的文臣武将，东廊的文臣以“凤雏”先生庞统居首，西廊的武将则是一身是胆的赵云领先，称得上“出类拔萃，人才济济“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这一班左弼右辅的极力扶助，“扶不起的刘阿斗”怎能稳坐蜀中四十五年？
出刘备殿，穿过挂有“武候祠”匾额的过厅，就到了诸葛亮殿——静远堂。尽管与刘备殿相比，建筑低了一点——这也是封建时代君臣之礼——但却是整个武侯祠光辉凝聚的焦点。静远堂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祀庙，建筑也极为精巧，虽是单簷，但是殿頂瓦之间塑有「弥勒佛」，神态优雅从容；殿脊上雕着双龙戏珠，飞簷上塑着花卉和瑞兽。东侧连接书房，西侧通往客室，钟楼、鼓楼峙立大殿二角。殿内供祀着诸葛亮的贴金泥塑坐像，羽扇纶巾，神态儒雅，那种“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镇定从容更是威严自生。在诸葛亮的身后，左侧是诸葛亮之子、蜀亡时死守绵竹的诸葛瞻，右侧是与父同赴国难的诸葛亮孙子诸葛尚，一门三代，公忠为国，留給后人无限的追思。塑像前有铜鼓三面，铸于公元六世纪之前，传说是诸葛亮南征夷蛮时所用。大殿后壁嵌有许多石刻，东壁是当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诸葛亮《隆中对》，表达出“三顾频繁天下计，一朝开济老臣心”的壮志雄心；西壁则是宋代名将、“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所书的诸葛亮《出师表》，踊跃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执著。旧时壁间曾存一首无名氏的题诗，“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宇空秋草，西蜀关山阳隔暮云。正统不惭传万古，莫将成败论三分”，后人誉之“与杜子美千秋伯仲”。殿内外匾对甚多，都是对诸葛亮的讴歌和追思，有郭沫若的“好为梁父吟，志见出师表”，“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有刘咸荥的“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还有冯玉祥将军的“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迹，万古清高。”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清代四川盐运使赵蕃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据说此联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六十年代，毛主席曾评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谨慎，是诸葛亮一生事业之所系，也是诸葛亮治国当政之道。不管是火烧新野还是水淹七军，不管是借东风还是华容道，都是诸葛亮深思熟虑、稳操胜算的结果，即便是变起仓促的空城计也是他一生谨慎给人的震摄。如果说六出祁山是一如既往、精心筹划的执著追求，七擒孟获则是稳操胜算、攻心为上的长治久安。斯人斯行，“千古一人”的赞誉当之无愧，于品德，于操守，于气度，于智慧，于才干，于忠诚，不说前无古人，也确实少有来者。
出诸葛亮殿，就是三义庙。三义庙因祭祀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而得名。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原有四进五殿，规模宏大。现仅存拜殿、正殿，成四合院布局。三义庙本在市区中心的提督街，1997年迁建于此。恢复重建的三义庙巍峨耸立，其建筑格局与刘备殿一致。屋顶为单檐硬山式，青色简瓦覆盖其上。正殿是刘、关、张的泥塑坐像，廊房两壁新增加十幅三国故事线描石刻画。画稿取自明代《三国演义》版本，有世人熟知的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张飞鞭打督邮、刘备招亲、关公刮骨疗毒等故事。殿内有联云：“异姓胜同胞，应不数曹氏昆季；丹心昭白日，能再延汉室河山”，“在三在，亡三亡，而今享祀犹同伴；合义合，战义战，自昔铭勋匪异人”，赞扬他们为拯救汉室而志同道合，大义凛然，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只可惜这种大义未能统领私谊，最终因为只顾“情同手足”而意气用事，亡掉的就不止是他们三个人的性命，几十年的殚精积虑，几十万人的血流成河，还有诸葛丞相的鞠躬尽瘁、雄才大略，尽在这匹夫之勇中灰飞尘尽，后人也只能深深叹息“叶凋湘燕雨，树折海鹏风。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了。
出三义庙西行，过小桥，经桂荷楼、琴亭，进入翠竹簇拥的红墙夹道。夹道尽处，是刘备墓，称惠陵。刘备墓土冢高12米，墓上绿荫覆盖。旁有一道180米长的砖墙环护着陵墓，墓前有碑和寝殿。史载，刘备于公元223年4月兵败病逝白帝城，墓中还葬有甘、吴二位夫人。寝殿有联：“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在刘备墓前，情不自禁地想起西晋名士嵇康的一句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刘备究竟算不算英雄？比之项羽、刘邦，刘备逊色多矣。煮酒论英雄时的机警，三英战吕布时的奋勇，三顾茅庐时的求贤若渴，携民渡江时的爱民如子，似乎只是初起草莽时才有那种英雄本色。待到基业初成，黄袍加身，就难免心浮气躁，忠言逆耳，刚愎自用。大敌当前，结记的只是个人恩怨，置诸葛亮和文武百官的劝谏于不顾，弃“匡扶汉室，拯救黎庶”的夙愿如敝履，终于酿成火烧连营八百里，败走白帝城，托孤永安宫的惨剧，蜀汉国势从此而大衰，这样的结局，不亦悲乎？陆游不禁为之感慨万分：“吴蜀本唇齿，悲哉乃连兵。尽锐下三硖，谁使复两京？”
民心是个秤，或许这也是先主庙香火不如丞相祠的主要原因吧。
锦城访古之四伟哉都江堰
岷山导江书禹贡，江流蹴山山为动。
呜呼秦守信豪杰，千年遗迹人犹诵。
决江一支溉数州，至今禾黍连云种。
孙翁下笔开生面，岌嶪高冠摩屋栋。
徙木遗风虽峭刻，取材尚足当世用。
寥寥後世岂乏人，尺寸未施谗已众。
要官无责空赋禄，轩盖传呼真一哄。
奇勋伟绩旷世无，仁人志士临风恸。
我游故祠九顿首，夜遇神君了非梦。
披云激电从天来，赤手骑鲸不施鞚。
－—宋·陆游：《离堆伏龙祠》
到成都，不能不去都江堰，因为那是成都平原的生命之源。整个成都平原的地形呈西北高东南低，其顶端在灌县。发源于千里雪山的岷江，从灌县城西的关口倾泻而出，沿着坡度直奔南部的崇庆、温江、新津一带。在那江河横溢的年代，人或为鱼鳖。而自李冰主持修筑了都江堰，滔滔岷江被一分为二，部份江水改流东向，实现了兴利除害：川西平原的南半壁不再成为汪洋泽国，北半壁则免除了长年干旱之苦，川西十县遂成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这个战国时期兴修的宏大水利工程，经历了2200多年的岁月沧桑，至今仍然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在全世界也极为罕见，我们不能不叹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巧夺天工也好，鬼斧神工也好，都不足于赞美都江堰工程的奇伟和巧妙，而“水旱从人，泽惠千载”这些平常的语言倒是对都江堰工程千秋功业宇实事求是的评价。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灌县（现为都江堰市）城西，南距成都55公里，地处岷江中游，兼有排洪、灌溉、航运、漂木等多种功能，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古堰。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李冰任蜀郡太守时主持修建，工程规模宏大，布局慎密合理，结构相当科学。整个工程包括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渠首工程位于岷江中、上游交界处，鱼嘴像一把匕首伸入江心，把汹涌的岷江水分割为外江和内江。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泄洪，内江水则通过宝瓶口引入成都平原灌溉千万亩农田。宝瓶口是一个人工开凿，仅有10多米宽的狭小进水口，因其形状酷如瓶颈而得名。宝瓶虽小，却控制着内江的水量，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关键枢纽。都江堰工程所以能二千多年不毁不损、长期发挥效益，其奥秘主要有三：一是由于宝瓶口开凿在玉垒山峰腰地带的岩石中，两崖岩石异常坚固，不怕洪水冲刷，也不怕漂木碰撞，仿佛铁打铜铸，“江山万年”；二是都江堰渠首工程通过鱼嘴分水堤、宝瓶引水口和泄洪排沙的飞沙堰的有机配合，合理分流，“分四六，平潦旱”，保证灌区既有足够的水源，又不至于发生水灾。内外江的水量始终按四、六分成：洪水时内江四成，外江六成，枯水时外江四成，内江六成。“李冰凿离堆，石犀今犹存。鳖灵辟三峡，更验江水痕”，为便于观察水位，宝瓶口的北岸岩壁上凿刻着几十道横道的“水则”，《宋史》说“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元史》则说“以尺画之、比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水过十六划为洪汛期，过十九划则为警戒水位。古人在宝瓶口上方用竹笼卵石砌成飞沙堰和人字堰，水过十六划，就会从二个排洪道溢入岷江主流；特大洪水时，飞沙堰会自动崩塌泄洪，不让过多的水进入宝瓶口。三是飞沙堰的“飞沙”保证了宝瓶口不致淤塞。为排泄内江多余的水量和泥沙。古人在内、外江之间的金刚堤上开出一条宽约30多米的浅槽。利用岷江河道的弯曲度，使内外江泥沙排泄量的比例与水流量成反比，大部分泥沙和多余的水通过鱼嘴和飞沙堰排入外江。“四六分洪，二八排沙”，残留在内江的泥沙则通过每年冬季的岁修加以清除，保证了宝瓶口的畅通无阻。许多前来考察的外国专家对中国古代就巧妙地利用流体力学的柏努利原理深表钦佩。
伏龙观和二王庙
都江堰一带风景优美，胜迹璀灿，是一处十分理想的游览胜地。开凿宝瓶口时，从玉垒山麓分离开去的一个小山包被称为“离堆”，现在整体作为一个公园，称为离堆公园。伏龙观建于离堆北端，传说李冰治水时曾降服孽龙，并把它锁在离堆下的伏龙潭中。后人立祠祭祀，北宋初改名伏龙观。南宋帅蜀的诗人范成大在《离堆行》诗中写道：“残山狠石双虎卧，斧迹鳞皴中凿破。潭渊油油无敢唾，下有猛龙跧铁锁。自从分流注石门，西州粳稻如黄云。刲羊五万大作社，春秋伐鼓苍烟根。我昔官称劝农使，年年来激西江水。成都火米不论钱，丝管相随看蚕市。款门得得酹清尊，椒浆桂酒删膻荤。妄欲一语神岂闻？更愿爱羊如爱人”。伏龙观有殿宇三重，亭台楼阁布局紧凑，且顺山势逐级长高。前殿正中安放着一尊1974年修建外江节制闸时从河床中挖出的李冰石刻像。石刻像造于东汉灵帝初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圆雕石像，高2.9米，重约4吨，底部还有一个插入基座的榫头。石像的衣襟两侧有阴刻题记三行，中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右为“建宁元年（168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椽尹龙长陈壹造三神人珍水万世焉”，“珍水万世”正反映了东汉民众对李冰奉若神明的崇敬和期盼。后殿陈列有都江堰灌区的电动模型。伏龙观的左侧是宝瓶口，江水奔腾澎湃，气势磅礴。观后最高处建有观澜亭，两层八角，凭栏远眺，可见鱼嘴、索桥及岷江激流、西岭雪峰。离堆公园内有纪念朱德元帅的兰园，还有一株三国时代种植的古柏，据说是形影猥琐却又聪慧过人的张松手植，但也真伪难辨。
二王庙在都江堰岷江东侧的玉垒山麓，是纪念李冰父子的祀庙。原为望帝祠，南北朝齐明帝时，益州刺史刘季连将望帝祠迁往郫县。建武元年（494年），望帝祠改建为纪念李冰父子的崇德祠。宋代以后历朝都封李冰父子为王，改称二王庙。现存建筑为清代重修。二王庙前临岷江，后依翠岭，南望青城，西连岷山，风光十分绮丽，向有“玉垒仙都”的美誉。大殿及后殿内有李冰及二郎塑像。前殿李冰身着袍服，正襟危坐，左手拿着半展的绢图，聚精会神深思熟虑；后殿二郎赤脚草鞋，神采奕奕，右手执握治河的铁插，栉风沐雨苦干实干。庙内匾额、对联、诗文、石碑甚多，柱上有联：“东流不尽秦时水，西望长陪太守祠”，“恢拓禹功名父子，创开天府古神仙”，表达了后人对李冰父子的敬慕之情。作为一大特色，庙内的丹墙石壁还嵌有总结李冰及历代治水经验格言碑：“深掏摊，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通称治水三字经、六字诀，毫无保留地公开宣示治水经验，那种忧国忧民、以民为重的眷眷之情着实令人钦敬。
二王庙前的岷江上有一座横跨内江和外江分水处的古老竹索桥，名叫安澜桥，俗名索桥，古名珠浦桥，它是一座我国西南山区常见的传统悬型桥，却是古代四川西部与阿坝之间的商业要道。“走遍天下路，难过岷江渡”，至今流传的民谣说出了安澜桥的险要。旧时的安澜桥以木桩拄石为墩，用粗如碗口的竹缆横飞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远眺索桥，宛若跨江蛟龙。索桥始建于宋代以前，明末毁于战火。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渡口翻船，一百余人葬身鱼腹。私塾先生何先德目睹惨状，坐卧不安，遂倡议募捐修桥。桥尚未完工时，两个樵夫不所劝阻，顶风过桥，落水丧生。渡口“把头”买通勒索未遂的官府，诬以草菅人命之罪，何先德含恨九泉。何妻强压悲愤，毅然决然挑起丈夫遗下的重担，迭经艰辛，索桥乃成。桥名安澜桥，取不畏波澜，安然过江之意。但民间为铭记何先德夫妻的功德，取名夫妻桥。今川剧犹有《夫妻桥》的剧目，民间也有《夫妻桥》的故事流传。1974年修外江水闸时，因工程需要，安澜桥桥址下移100多米，竹索改为钢缆，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也改为混凝土桩。如今的安澜桥，近观似渔人晒网，远看如彩虹凌空，形式十分别致，光彩照人。漫步桥头，西望岷江穿山拍岸，咆哮而来，东望则灌渠纵横，逶迤而去，藏春拥雪，滋润万顷良田。
前贤功业，千秋福泽，不由喟然兴叹：伟哉，都江堰！
锦城访古之四香城新都
君来桂湖上，湖水生清风。清风如君怀，洒然秋期同。
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明月如君怀，怅然何时辍。
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忆，风月重含情。
含情重含情，攀留桂枝树。珍重一技才，留连千里句。
明年桂花开，君在雨花台。陇禽传语去，江鲤寄书来。
——明·杨慎：《桂湖曲》
新都位于成都北郊，距成都20公里。名字上嵌着个新字，其实是个古老的城市。新都在周时属古蜀国地，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蜀王开明氏自郫邑迁都境内的军屯乡，新都作为蜀国的都城悄然崛起，始称“新都”。汉高祖6年（公元前201年）新都正式设县。人们提起新都，就会想起满城的桂花、荷花，仿佛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芬芳。清人姚仙槎曾有诗描摹：“秋色艳湖滨，桂花香满城。香风吹不断。冷雨听无声；扑面心先醉，当头月更明。芙蓉千万朵，临水笑相迎”，香城之名不胫而走。
升庵桂湖
桂湖位于新都城内西南隅，是四川著名的古典园林，号称“天府第一湖”。三春杨柳，夏日荷花，金秋桂子，四季花卉，把桂湖装点成“满湖荷桂”、“毓秀分香”的香世界。每当荷香未罢桂子吐芳的季节，满湖清翠碧绿的甸甸园叶，托着千百朵有红有白的莲花争艳斗妍；而湖畔的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竞相卉放，满城生香。
桂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当时的桂湖还是一个天然湖泊，所在位置属于汉时的一个基层行政单位“亭”。隋开皇十八年，新都县城由古蜀国旧都迁到现址，桂湖正处于城区之南，遂名“南亭”。最迟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南亭”已形成园林景观。初唐宰相张说在此为郭元振等送别，写下了《新都南亭别郭元振、卢崇道》诗：“竹径女萝深，莲洲文石堤。静深俗人断，寻玩往不进。碧谭透初月，素林惊夕栖”。南亭在宋代又改名为“新都驿”，桂湖就成了南来北往过客“暂时相赏莫相违”的佳景。直到明代，因为新都状元杨升庵的一阙《桂湖曲》，桂湖名扬天下，“桂湖”才成定名。明末战乱，烽火连天，桂湖园林荒圯，至清初乃废湖为田。出于对杨升庵的缅怀，嘉庆十七年（1812），知县杨道南重修桂湖。道光十九年（1839），新都知县张奉书，博采各地园林之所长，并以“湖山奇丽”的绍兴鉴湖为蓝本，重建桂湖园林，并在湖上建升庵祠，“凡台榭亭宇、花木竹石靡不经其匠心独运”。从此，桂湖以其崭新的风貌，重新跻身“西蜀名园”。因为杨升庵爱桂湖、爱桂花，人们便陆续在湖边新植桂树数千，并扩大湖面，在湖中广种莲荷，“荷花开罢桂花香”，寄寓着对乡贤名人的怀念和景仰。
不知就里的人总以为新都有二个桂湖，一个叫桂湖公园，一个叫升庵桂湖。殊不知桂湖公园与升庵桂湖仅有一座城墙相隔，实际上是升庵桂湖的扩大和延伸，是一座自成体系的新建仿古园林。而所仿的“古”则完全脱胎于升庵桂湖。因为那段来历不凡的古城墙，二园才没有“合二为一”：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杨升庵高中状元，明蜀王及四川总督给杨家送来贺银，资助建造彰显“一门七进士，三代二福相”的旌表牌坊。杨升庵的祖父杨春再三推辞不掉，高情难却，便用这笔钱为新都修筑城墙。城墙高6米，长约5000米，至今残存在桂湖的850米城墙，俨然成了杨家“不事炫耀”家风的丰碑。
新都人为桂湖冠上杨升庵的名字，因为桂湖是杨升庵的故居，因为杨升庵是桂湖的创建人，因为杨升庵是桂湖的骄傲，还因为杨升庵一生坎坷而百折不挠。杨升庵（1488-1559），名慎，字用修，新都人，出身在于“一门七进士”的官宦家庭：父亲杨廷和位居宰相，祖父及兄弟子侄五人均为进士，这样的书香门第在我国历史上也属少有，但杨升庵却不是那种锦衣玉食、饫甘餍肥的纨绔子弟，“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便是他的名言。杨升庵少年时即是当地有名的神童，十岁能诗，十三岁时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之为“小友”。十九岁应四川乡试考中举人，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时年二十四岁。授职翰林修撰后，杨慎忠君体国，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敢于犯颜直谏。无奈遇到的是嘉靖这样的刚愎暴虐的昏君，那份近于迂腐的忠诚便成了罪不可绾的执拗和狂妄。终于在明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事”触怒皇帝，二次廷杖，尔后发配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一去便是三十七年，直到72岁时老死戍所。杨升庵身处逆境而报国之志不衰，拯溺扶困之心不减，把仕途失意后的愤懑转化为动力，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和研究，深入边地，游历考察，讲学授徒，使当时文化落后的云南学风大开。升庵一生博学多闻，著述达四百余种。《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为第一”。这些著述除文学、史学、哲学外，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民俗等方面。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和多种学科的学者。因为他敢于为民请命，办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妇人孺子，多识其姓名；野老村夫，言及升庵辄相咨嗟惋惜慨叹不置。”在昆明、保山等杨升庵行迹所到的地方，当地人都为他建祠立碑。
桂湖是杨升庵的故居，杨升庵在这里度过了20多个春秋。花径石路洒下过他的童年欢笑，池塘春草留下了他的朗朗书声。中秋明月，他和女诗人黄峨新婚燕尔的海誓山盟，三春花柳，系留着他们流连荷堤桂下的吟诗唱和。因为这些，杨升庵深爱桂湖，莳花种草，构楼建阁，把无边风月融入了一湖清粼中，桂湖创始人之称当之无愧。尽管唐朝宰相张惠新都南亭诗中描绘过桂湖前身“碧潭初秀月，素林惊夕栖”的景致，但那毕竟是驿中所见，终究不成气候。只是到了明代，这座园苑成为杨氏家庭的花园，《县志》才有杨升庵“沿堤遍栽桂树”、把花园修得绮丽典雅的记载。杨升庵自己也有《桂林一枝》一诗记述：“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
桂湖总面积四万八千平方米，湖面约占三分之一，形如一面横卧的琵琶。湖上南北参差的两条半堤和几座桥榭，将湖面隔为6个景区。娇艳荷花、馥郁桂花，玲珑桥亭，飘逸楼阁，将桂湖打扮得美丽动人。湖上建筑，以雄峙湖心的升庵祠为主体，沿湖建有杨柳楼、澄心阁、香世界、杭秋、绿漪亭等楼、台、亭、榭20余处，古朴曲雅，玲珑剔透，造型精美，色调柔和。或临水上，或依岸边，因地构屋，布局谨严，在有限的面积内构成了无限景观，主次分明，远近照应，有开有合，有动有静，形成了桂湖园林所独具的风格，张爱萍将军为此写下了“桂花香笔墨，湖水影碑林”的题吟。
古时有谚：“山河依旧，风景殊异”，世间的风景实在只是心情的映照。李清照曾经写过一阙《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任是旖旎妩媚的景色，到了伤心人眼里，尽是辛酸和感伤。桂湖曾经印记着许多欢乐和温馨，但明媚的春光只如昙花一现，而风摧雪虐却持续了三十七年！因为有了杨升庵的充军流放、杨升庵夫妻的生离死别，一亭一阁，一池一水，都成了后人挥洒同情的泪源。尽管杨升庵忠心体国，身处逆境依然忧国忧民，却致死也未不得赦免，戍衣布衾归葬新都杨氏祖茔（习称状元坟）。湖心的升庵祠乃是后人所建的纪念祠堂。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知县徐世经在城内西街状元府旧第重建杨状元祠；道光十九年（1839），知县张奉书在桂湖另建升庵祠，让泥塑彩绘的杨升庵穿上了三十多年未曾着身的官服让人祭拜，升庵泉下有知，定然欲哭无泪。升庵祠为单檐悬山顶木结构建筑，占地442平方米。祠前有空圹地坪，左侧立着郭沫若手书的“桂湖”石碑。杨升庵祠由4部分组成：前为升庵殿，后为会心堂，左为藏舟山馆，右为澄心水阁。升庵殿新塑了升庵像，殿中展柜陈列升庵的著述刻本，100余种，4000多卷的浩繁巨著，让人惊叹又令人扼腕。
沿湖西行，数丈之遥，但见杨柳婀娜，高楼突兀，楼为卷棚屋顶，飞檐翘角，雕刻精美，结构牢实。两端砌花墙、假山，气势雄伟；楼上置几、凳、匾、联，陈设雅致。凭栏远眺，本是眺望“画舫远汀迷柳树，一池明月浸荷花”的好地方，但却留下了“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这样催人泪下的凄楚情辞，后人怜之，套用折柳送别的习俗取名杨柳楼。桂湖之西有沉霞榭，前后濒临广阔的湖面，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彩霞映水，堪称奇观，故有沉霞之名。但因为主人公的凄凉身世，却承载了太多的万里相思。沉霞榭现已辟为杨升庵夫人黄峨著作陈列馆，内塑黄峨像，与升庵祠的升庵像隔水相望，咫尺天涯，万千愁肠。冷落寂寞的空庭中，似闻远隔万水千山的相思绝唱穿水而来：“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桌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州。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朝花柳妄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悲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凄婉动人，比李清照的《声声慢》犹深三分。清人梁正麟因此撰写了“黄夫人祠”对联：“盼不到迁客来归，白象金鸡相思万里；莫便伤才人命薄，红榴丹桂各有千秋”，折射出多少人的惋惜和不平！
宝光寺
出新都城，沿宝光街，绕过“福”字照壁，便来到红墙环护、绿树掩映的宝光禅院。宝光寺始建于东汉，隋时名为大石寺。唐广明元年（公元881年）底，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李儇逃难成都时曾驻跸于此，夜见寺内福感塔下放出祥光，掘地获一石匣，内藏舍利子13枚，“晶明莹彻，不可方物”。唐僖宗君臣以为吉祥之兆，遂命悟达国师重建庙宇，赐名宝光寺，同时兴建十三层宝塔。取名无垢净光宝塔。习称无垢塔或宝光塔。清人傅荐元据此诗云：“悟达能神通舍利，唐宗何意镇琼瑶”。至宋时宝光寺香火极盛，僧侣达3000之众。明代毁于兵火，至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重建。宝光寺占地10万平方米，规模巨大、气势恢宏，400余根大石柱，支撑起一塔五殿十六院的严谨布局。自照壁到藏经楼后紫霞山长约100公尺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山门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殿和藏经楼。中轴线两侧建有钟鼓楼、伽蓝殿、客堂、极乐堂、祖堂、念佛堂、罗汉堂、禅堂、影堂、戒堂以及东西方丈室。布局严谨，次第有序。
山门前，一对大石狮子雄峙左右，清静的寺院显得庄重肃穆。山门创于乾隆年间，与多数佛寺一样，山门殿的两侧各塑有一尊护持佛法的金刚力士，上身裸露，手持宝杵，呲牙咧嘴，怒目圆瞪。作为宝光寺的地方特色，山门殿内还有明代新都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状元杨升庵父子的塑像，名臣巨贤，原是新都人的骄傲，也使宝光寺浓聚起温馨的乡情，散发出浓郁的亲和力。
穿过天王殿，正中耸立着舍利宝塔，两旁即是如双峰对峙的钟、鼓楼。钟楼、鼓楼均为卷棚屋顶式建筑，青色筒瓦，飞檐翘角。钟楼上挂铜钟一口，其声清远，有匾曰“钟敲鹤起”；鼓楼上架巨鼓一口，其鸣如雷，有匾曰“鼓击龙飞”，鹤起龙飞，声势自然非同一般。
舍利塔位于天王殿与七佛殿之间，隋时为“木浮图九级”。唐僖宗中和年间，改建为密檐式十三级四面砖塔，高约二十公尺。塔基为古朴的须弥座，护以八角形砖石勾栏，栏板上刻着释迦牟尼佛应化故事。底层正面龛内塑释迦牟尼座像，龛题“寺镇牟尼青色宝，山飞舍利紫霞光”。每级四面各嵌佛像三座，全塔供铜、石、玉等质料雕铸造的佛像一百四十尊，舍利子十三粒。层层飞檐翘悬铜质风铃四个，塔刹冠以金铜宝顶，映日夺目。清初著名高僧笑宗印密曾赋诗赞塔曰：“宝塔凌空利似剑，几经鏖战圃周唐。清平天下无能及，留与业作栋梁”。宝光塔不仅造型奇巧，塔身不生苔藓野草，虽历千年而一尘不染，故名“无垢塔”，成为寺中胜迹。天晴日朗之日，倒映水中的宝光塔影宛若一支尖锋玉笔直指霄汉，人称“玉笔点银河”；而当雨后斜阳，垩白丹红，宝光塔又像一道绚丽的彩虹倒垂地面，清代诗人李德扬曾赞之曰：“从天戏海倒垂虹，五年祥光霭碧空”。
舍利塔后为七佛殿，宽五间，深四间，单檐歇山式，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殿前檐柱下有两个浮雕盘龙石础，是寺内唯一留下的唐代遗物。明代状元杨升庵曾为此础题诗曰：“唐帝行宫有露台，础莲几度换春苔，军容再向业狩，王气遥从骆谷来。万里山川神骏老，五更风雨杜鹃哀，始知蜀道蒙驾，不及胡僧渡海杯”。殿内三龛高五十公分的须弥座上，供奉着光明如来、多宝如来、宝胜如来、妙色身如来、广博身如来、离怖畏如来、阿弥陀如来等七佛立像，“丈六金身”，佛光普照。
大雄宝殿为全寺的主殿，建于清咸丰九年（1859），单檐歇山式，下有高约一米的台基，五楹五进，占地七百多平方米，全殿共用三十六根石柱支撑，结构牢实，雄伟壮观。殿前檐口下，挂着“南无释迦牟尼佛”的白地蓝字横匾，传为济公和尚所书。当心间柱上刻着清人何元普撰书的一副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禅理深刻，高深莫测。殿内宽敞宏阔，香烟缭绕，幢幡飘拂，殿中供奉着释迦牟尼的诞生像、成道像和说法像。诞生像为高约六寸的铜质镀金立像，作儿童状，全身裸体，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成道像为高约一尺五寸的玉石坐像，洁白无瑕，雕刻精美，是清光绪年间清福和尚从缅甸迎请回寺的。说法像高约一丈二尺，为泥塑贴金坐像，右手上举作说法手相。殿壁挂着清代著名画僧竹禅精心绘制的十六尊者以及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像，美仑美奂，自是大观。
大雄宝殿东的罗汉堂是宝光寺最杰出的建筑，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一百根石柱支撑起九进九楹的抬梁式木石构架，堂高约10米，广深40米，面积一千六百平方米。堂内工整地布置着四个天井，故其平面呈“田”字形。罗汉堂中央，屋面作穹窿状升起，宽阔的空间矗立着一尊高约六米的观音塑像，二十八个头、五十六只手、一百九十六只眼，洞照幽明，法力无边。四厢塑有五百罗汉像和毕提菩萨像，围绕“田”字次第展开，内外四层，中以“十”字相连，通道回环曲折，堂内气象宏深，变化莫测。
全殿共塑菩萨、罗汉以及历代祖师共577尊，每尊高约1.7米，全身鎏金，形态表情富于变化，姿式动作各不相同，栩栩如生，情趣天成。其形态有老有幼，有美有丑，有的瘦削长颈，有的佝偻龙钟；其表情或笑容可掬，或横眉怒目，有文静端庄，有狡黠老练，喜怒哀乐，神情迥异；其姿势有正襟危坐、合掌参禅，有抬腿抱膝、怡然自得。而手持器物更见奇物，有念珠木鱼宝杵禅杖，也有蝙蝠蟾蜍仙鹤，无所不有。其衣着从款式、色调到纹饰无不与人物的性格和所处环境巧妙配合，衣折条纹，清晰分明，五百多尊塑像千姿百态，各有旨趣，无一雷同，当年四川雕塑大师黎广修率其门徒九年雕镌才成此珍品，堪称为“东方雕塑艺术明珠”的传世之作。
除了工艺精湛绝伦，宝光寺的罗汉堂更有自己的人文特色——推陈出新。苏州西园寺、北京香山碧云寺、汉阳归元寺均以五百罗汉著称，但那里的罗汉都出自印度佛教的版本。宝光寺的罗汉也是五百之数，名称也是大同小异，但人物却有着少有的变迁。宝光寺罗汉堂内的第二百九十五阇夜多尊者和第三百六十直福德尊者，不着僧装，不拿法器，头戴风帽，肩披锦氅，身穿龙袍，马蹄袖外半露的双手闲放膝间，根本不象出家人的样子，倒象一代君王的写照，据称确是清代康熙和乾隆二位大帝的尊容，且是按照皇帝的真容塑像，康熙出过天花，于是阇夜多尊者的脸上就有朵朵梅花形的麻子。
把皇帝当作罗汉供奉始于清朝，入关前，满族已经开始了从游牧部落转向定居的转变，由于范文程的参议，在盛京建造了凤凰城，模仿明制，建立了定鼎而治的政治制度。但游牧民族“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惯性却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弦更张，杀戳建威依然我行我素。清兵入关，一路血海；就是皇室之争，也是刀兵相向，腥风血雨，惨云愁雾，即便是后世君王也时感不寒而栗。也许是为了祈求一分心中的安宁和宽慰，也许是为了寻找一条借助天神树威的捷径，清朝历代皇帝都把自己成佛的化身，不遗余力地崇扬佛教。顺治皇帝甚至不惜抛却皇位到五台山出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常游名山大刹，好为寺庙书匾额、撰碑文，甚至自称罗汉下凡，他游镇江金山寺时作诗说：“朕本西方一衲子，然何落到帝王家”。王公大臣都尊称他为“老佛爷”。乾隆皇帝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曾以国家的力量，整理刊行了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使佛教极一代之盛，罗汉堂里留下他们的塑像，接受后世的顶礼膜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如果说把皇帝纳入五百罗汉出自皇家的旨意，在罗汉堂内增塑菩萨则完全是宝光寺的独创。宝光寺的罗汉堂除了五百罗汉和一般寺院都有的四佛、五菩萨、十八应真（罗汉）、西天二十八祖师外、还塑有我国自南北朝至明末的十四位禅宗高僧以及清初的八位本寺方丈。这里面自然有标榜自身的用意，但确实也是顺乎民心的举措。十四位高僧中自然少不了宝光寺的开山祖师悟达国师，但让人意料不及的还有二位，一位是《说岳全传》中那个左手拿扫帚，右手执吹火筒，蓬头垢面，鹑衣百结，口歪嘴斜，手残脚跛的南宋疯僧，一位是《评演济公传》中那位放荡不羁却又神通广大的济颠和尚，因为他们的济困扶危、嫉恶如仇而家喻户晓、人人钦敬。佛家真也善解人意，把他们说成地藏菩萨和降龙罗汉应世，芸芸众生皆大欢喜，袅袅香火自然分外旺盛。
宝光寺收藏极为丰富，有蜀汉钟鼎、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所雕刻的“千佛碑”、唐代砖塔、创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尊胜幢”和清代镂空石雕舍利塔，寺藏名家手笔真迹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有宋徽宗、慈禧、竹禅、唐伯虎、徐悲鸿、张大千、康有为、赵熙、谢无量等古今书画家近千人的1000多件稀世之宝。而令寺僧最为津津乐道的无过于佛门三宝：舍利子、优昙花和贝叶经。舍利子是清光绪三十年宝光寺自信长老的弟子真修和尚从斯里兰卡求来，共有二颗，一黑一白，安放在透明的水晶球内，外罩以铜质镀金的小塔。塔为四方单层亭阁式，高约二十厘米，制作精美，基座为莲花座，塔身镌刻着龙柱、花卉，额上有“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八字。优昙花，梵语为祥瑞花的意思，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和斯里兰卡。宝光寺的优昙花为铜质合金铸造，高一百五十五厘米，叶互生，花分六组，每组聚生许多小花，隐于壶状的花托中。据说，此供可当编钟使用，用筷子打击四周叶片，能发出“优昙钵罗”的声响。此花原是印度使臣送给中国皇帝的贡品，道光皇帝钦赐给宝光寺。贝叶经为梵文的《妙法莲花经》，装在长五十厘米、宽八厘米、高八厘米的檀香木盒里。清光绪二十八年，寺里的真修和尚去曼谷谒见泰国国王时国王所赠。
宝光寺内有许多楹联题刻，寓意深远，发人深思。读之不谓无益，省之更觉在理，自然引人驻目。山门有联：“出入在斯，务要了明性去；圣凡所到，须当问过心来。”弥勒殿有联云：“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於人无所不容。”钟楼有联：“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大雄宝殿联云：“退一步看利海名场，奔走出许多魑魅；在这里听晨钟暮鼓，打破了无限机关。”东方丈有联云：“凡事尽当其然，总期各了各心，方无挂碍；有生根乎自在，只当我行我法，不蹈虚锋”，使人感叹良久。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筿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唐·杜甫：《狂夫》
古蜀西川，历史悠久，按照大诗人李白的说法：“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始与秦塞通人烟”，省城成都少说也已2300多年的建城历史。公元前4世纪的春秋时代，古蜀五世开明帝“自梦郭移”，“徙治成都”，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今双流县）迁都赤里，建立庙宇，构筑城池。借用西周建都时“以周太王从梁山止岐山，一年成邑，三年成都”的典故，名之曰成都。当时仅建有一个最早的“少城”，城内外以“干栏”式建筑为主，少有土墙。公元前316年，蜀国内乱，蜀王派兵伐苴侯，苴侯求救于秦。秦惠文王釜底抽薪，派张仪、司马错讨伐西蜀。秦灭蜀后置蜀郡，秦大将司马错重筑成都城，作为蜀郡首府。公元前311年，游说六国的张仪和郡守张若对成都进行了大规模修建。按秦都咸阳建制兴筑了成都、郫城和临邛三城的城垣。成都城周长12里，高7丈，分大城和少城二部，城曲缩如龟，成都因此又名“龟城”，成都的城市在这一年才算正式建立。从此之后，这座城市的坐标犹如它千年未变的名姓一样，始终牢牢扎根于那片平整而富足的土地上。
秦昭王时，蜀守李冰主持兴修都江堰，利泽川西十县，成都便成了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的首府，蜀地的农桑由此而迅速发展，其蚕丝织锦——蜀锦则因色彩鲜艳而名闻天下，到汉代成为朝廷重要贡赋来源，朝廷遂设置锦官管理，并在城西南筑“锦官城”，成都便有了锦官城的别称，简称“锦城”，大江也就有了濯锦江和锦江之名。成都又名蓉城，全称芙蓉城，其传说有二：一说为“龟画芙蓉”：张仪建城，城基不稳，累筑累圮，后来出现神龟引路，其城乃成，而神龟指引的路线形似一朵芙蓉花，蓉城之名因此而生。另一说是“芙蓉护城”：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偏爱芙蓉花，命百姓在城墙上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秀”，芙蓉城之名不迳而走。
成都作为一座城市，其城址千古不徙，历劫不衰，在世界城市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迹。成都多名胜，却都离不开一个古字：浣花溪上的杜甫草堂，濯锦江畔的望江楼，松柏掩映的丞相祠堂，佛家的文殊院，道教的青羊宫，加上周边的桂湖、宝光寺，灌县都江堰乃至乐山乌尤，不论是好山胜水，还是名园古刹，都散发着千年沉积、清幽淡雅的古色古香。在成都的每一天，我们感受到的都是寻古的神秘，访古的乐趣。
出成都南门，左边是万里桥，当年孔明于此饯费袆聘吴，曰“万里之行，始于此矣”，一江春水自此而东，桥下的的花溪更见曲折蜿蜒。沿溪人家多以造纸为业，制出来的十色彩笺“其色如花”，浣花溪由此得名。唐时，浣花溪江深水阔，碧波清流，溪畔风光秀丽，“两个黄鹏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诗句便是生动的写照。杜甫草堂位于美丽的百花潭边：一带红墙环绕，四重殿宇巅耸，古道中伸，回廊左右，夹路林木苍翠，相伴流水叮咚，幽深淡雅自是草堂淡泊宁静的风格。
草堂是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唐玄宗天宝十八年（公元759年）12月，杜甫为躲避安史之乱，历尽颠沛流离，从长安辗转流亡到成都。第二年三月靠了友人的帮助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茅屋数椽，名为“草堂”。杜甫在《寄题江外草堂》诗中细道由来：“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遭乱到蜀江，卧疴遣所便。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经营上元始，断手宝应年。敢谋土木丽，自觉面势坚。台亭随高下，敞豁当清川。虽有会心侣，数能同钓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茅屋诚小，关不住他忧国忧民的宽广胸怀，草堂虽陋，却无碍他思如泉涌的才华横溢，杜甫在草堂居住了三年零九个月，作诗240余首，无数清新的诗句便似溪水一般长流不断。黄庭坚说他“拾遗流落锦官城，故人作尹眼为青。碧鸡坊西结茅屋，百花潭水濯冠缨。故衣未补新衣绽，空蟠胸中书万卷。探道欲度羲皇前，论诗未觉国风远”。“布衾多年冷似铁，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的清贫，却无改他“劍外忽传薊北，初闻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纵湎，青春作伴好还乡。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阳下洛阳”的喜悦，突遭“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的飞来横祸，杜甫却为天下人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样撕心裂肺的呼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操，终使那些飞出草堂的诗篇被推崇为千古绝唱。
天宝二十二年（公元763年），杜甫离开成都，草堂便日渐荒芜：“沙崩水槛鸟飞尽，树压村桥过马迟”。五代时，就任前蜀宰相的诗人韦庄来此凭吊，见到的只是“柱砥犹存”的草堂遗址，惨澹无言，乃“重结茅屋”。北宋元丰年间，成都知府吕大防再次重修，并把杜甫像画在墙壁上，第一次使草堂具有了纪念祠堂的寓意。从那以后的近千年中，出于对杜甫忧国忧民的崇敬和怀念，人们对草堂进行了多次整修和扩建。特别是明代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和清朝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的两次重修，基本奠定了草堂的规模和格局。一间草屋逐步扩展为连片祠宇，“工部祠”（因杜甫曾做过工部员外郎）中立起了塑像，配侧祀，刻诗碑，植林木，还有专人供奉香火，清人周有声不觉啧啧称奇：“诗人不合享茅土，少陵草堂竟千古”！
当年杜甫自建的草堂已随岁月湮没，现在见到的实际上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建的一所幽美园林，它由“工部祠”和东邻的古梵安寺合并而成的，总面积达三百余亩。草堂大门两侧有引自杜甫诗句的对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标写出草堂的方位；两边柱上朱德元帅书写的对联赫然入目：“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浓聚着后人千年的赞扬和尊崇。草堂的主要建筑大廨、诗史堂、柴门和工部祠都是清一色的灰屋直脊，木柱敞厅，既无雕梁画栋，又无碧瓦朱窗，殿宇不大，简朴素雅，加以四周林木葱郁、碧波涟漪，全是当年草堂独有的情味。“大廨”里有杜甫的塑像，跪坐船头，手抚诗卷，头部微仰，双眉紧蹙，仿佛正向苍天发出“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的沉重慨叹。周遭琳琅满目的楹联题诗仿佛为诗圣的不朽人生细作注解。最引人注目的是明人何宇度借用韩愈和杜甫诗句：“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最耐人寻味的是清代学者顾复初写出的委婉含蓄致：“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当代诗人郭沫若则大笔直书后人的中肯评价：“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字里行间流溢着深切的爱慕和景仰。
诗史堂后，一条小溪缓缓流过，上面有一座小石桥勾连交通。小小水阁掩映在小桥左侧的翠竹丛中，号称“水槛”。过小桥，有“柴门”，依然是杜甫当年“新添水槛供垂钓”、“柴门不正逐江开”的意境。穿过柴门，“工部祠”就在眼前。“工部祠”是历代祭祀杜甫的场所，壁间有许多明、清石刻和两通“少陵草堂图”碑刻，中间供奉着杜甫的彩色塑像。也许是惺惺惜惺惺的原故吧，配祀的还有后来在四川当过地方官的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和陆游。配祀之选自然是后人之意，但确实是同气相求，珠联璧合：黄、陆二位诗人，一在北宋，一在南宋，但都是老杜的崇拜者，此一同也；他们又都是诗坛的杰出人物，黄庭坚的诗清新卓异，苏轼读了也认为“超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为造物者游，非今世所有也”。陆游更是我国诗歌历史上的高产作家，诗作最多、流传最广的第一人，此二同也；二位诗人都是一生忧国忧民，与杜甫真个一脉相承，黄庭坚有诗曰“毁誉盖棺了，于今名实尊。哀荣有亡命，终始酌民言。蝉冕三公府，深衣独乐园。公元两无累，忧国爱元元”，充分表达了他的高尚情操。而陆游的“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千百年来又激励着多少爱国志士！此三同也。诗人才高八斗，却一生郁郁不得志，颠沛流离，饱经沧桑，命运之坎坷又如出一辙，此四同也。有此四同，用同病相怜来比较他们或许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工部祠”左边有“草堂书屋”，在一个个大玻璃柜里陈列着970部自宋代以来的杜诗版本和抄本，还有15种外文译本，数量之巨，世所罕见。工部祠右边是“恰受航轩”，这是一座拱顶突檐，呈长方形的亭阁，形似一艘停泊在工部祠堂前的楼船。当年杜甫泛舟百花潭，兴之所至，唱出“秋水才深四五尺，野渡恰受二三人”之句，或许这就是亭名的来历。出“工部祠”侧门，就到了东邻的古梵安寺。寺祠之间有一条长长的夹道，两旁红墙夹峙，墙头爬满月季、蔷薇，花香四溢。走在“花径”上，耳际似乎回荡着杜甫“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鸥日日來。花径不曾緣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餐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祇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的吟唱，就连我们这一群匆匆来访的俗客也感受到了杜诗的钟灵之气，荡气而回肠，口颊也生香，眼前的世界也似乎特别空阔宁静了。
锦城访古之二濯锦江头望江楼
澄江如练正高秋，
一笛吹秋上此楼。
有客乘风来纵酒，
长歌远送下滩舟。
——宋·周应合：《望江楼》
濯锦江畔，九眼桥边，有一处成都人引以为自豪的地方，那就是望江楼。相传这里曾是唐代女诗人薛涛居处，至今尚有一阁一井供人凭吊。明清两代相继建起了纪念她的崇丽阁、濯锦楼、浣笺亭、吟诗楼、清婉室和五云仙馆六大建筑，弥漫园中的书卷气日见浓郁。民元时望江楼辟为公园。高大的牌坊高标逸韵：“少陵茅屋，诸葛词堂，并此鼎足而三，饰崇丽，荡漪澜，系客垂杨歌小雅； 元相诗篇，韦公奏牍，总是关心则一，思贤才，哀窈窕，美人香草续离骚”，写出了成都人心中的骄傲和浪漫。
望江楼公园最宏丽的建筑是高39米的望江楼，又称崇丽阁，阁名取自晋代左思的《蜀都赋》：“既丽且崇，实号成都”，实在是对先人筚路蓝缕“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建成成都的赞扬。崇丽阁共4层，上两层平面为八角形，下两层为四方形。碧瓦朱柱，雕梁画栋，整个建筑不用一砖一石，全部用楠木构成。每层的屋脊、飞檐都饰有精美的瑞兽泥塑和人物雕刻。阁顶为鎏金宝顶，丽日之下，金光闪闪，耀眼夺目。登楼远眺，“锦江春色来天地”：江上千帆竞发，楼船栉比，江中碧波涟漪，水流东去。古时成都人出行多由水路，亲朋好友在此惜别，“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大江天际流”，望江楼头尽是思念和挂牵，
望江楼的两翼有两座精致的楼阁，左名濯锦楼，两层三间，整楼形似画舫，秀丽玲珑，据说是为当年薛涛登舟为元稹送行依依别情的写意。右为吟诗楼，四面敞开，三叠相依，模仿薛涛晚年在碧鸡坊的吟诗楼而建，清风明月映出诗情画意。清代四川学政，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为之题联：“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一阁两楼与毗连的五云仙馆，构成极富四川风格的园林建筑群。楼前一泓清水，四周回廊环绕。吟诗楼西南有枇杷门巷，一副“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批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月，要平分工部草堂”的楹联锁定当年薛涛居处。
楼后有一口古井，井台为圆形莲花台上台座，井口呈八角形。井后牌坊红墙碧瓦，斗拱彩绘，中间碑石上书“薛涛井”。旁边刻有唐代诗人王建《赠薛涛》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巷里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薛涛井旧名玉女津，相传薛涛用这古井里的水制作了一种红色的小笺，其色彩绚丽且格调雅致，世称“薛涛笺”，“薛涛诗思饶春色，十样鸾笺五采夸。香染桃英清入观，影翻藤角眩生花。涓涓锦水涵秋叶，苒苒剡波洋晚霞。却笑迴文苏氏子，工夫空自废韵华”。据说唐代著名诗人韦庄（如果不是记错的话，韦庄还是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曾向她讨教过，还特地写了一首《乞彩笺歌》：“浣花溪上如花客，绿闇红藏人不识。留得溪头瑟瑟波，泼成纸上猩猩色。手把金刀擘彩云，有时剪破秋天碧。不使红霓段段飞，一时驱上丹霞壁。蜀客才多染不供，卓文醉后开无力。孔雀衔来向日飞，翩翩压折黄金翼。我有歌诗一千首，磨砻山岳罗星斗。开卷长疑雷电惊，挥毫只怕龙蛇走。班班布在时人口，满袖松花都未有。人间无处买烟霞，须知得自神仙手。也知价重连城璧，一纸万金犹不惜。薛涛昨夜梦中来，殷勤劝向君边觅”，而历代蜀藩更趋之若骛，纷纷来此制笺。
旧时园内有许多题刻，崇丽阁联云：“引袖拂寒星，古意苍茫，看四壁云山，青来剑外；抚琴伫凉月，予怀浩渺，送一篙春水，绿到江南。”吟诗楼联云：“古今来多少美人，问他瘦燕肥环，几个红颜成薄幸？天地间尽多韵事，对此名笺旨酒，半江明月放酣歌”。其中最负盛名的一联在薛涛井：“此间寻校书香冢白杨中，问他旧日风流，汲来古井余芬，一样渡名桃叶好；西去接工部草堂秋水外，同是天涯沦落，自有浣笺留韵。不妨诗让杜陵多”。望江楼之声名远播，实在与诗人薛涛有着不解的缘分。薛涛，字洪度，唐代长安人。自幼随父宦居蜀中，后因父丧，家道中落，沦为乐妓。从小就有诗名，时称薛校书，诗多幽怨动人之句。常与当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杜牧、刘禹锡、元稹等唱和。元稹有《寄赠薛涛》诗：“锦江滑腻蛾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辞客多停笔，个个公卿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宋人更有“浣花溪上海棠湾，薛涛朱户皆金鐶。韦皋笔逸玳瑁落，张佑盏滑琉璃乾。压倒念奴价百倍，兴来奇怪生毫端。醉眸觑纸聊一扫，落花飞雪声漫漫。梦得（刘禹锡）见之为改观，乐天（白居易）更敢寻常看”的推崇。但佳人薄命，一生坎坷，郁郁早逝，“至今愁人锦江口，秋蛩露草孤坟寒。”
薛涛爱竹，曾赋诗表白：“南天春雨时，那鉴霜雪姿。众类亦云茂，虚心能自持。多留晋贤醉，早伴湘妃悲。晚岁君能赏，苍苍劲节奇。”也许是爱屋及乌，也许是睹物慕才，后人为了纪念她，就在园中广种青竹。而今，180多亩的公园里已是无处不竹：楼侧是劲拔的黄金竹，井边是粗壮的慈竹，茶园旁的小径二边尽是一丛丛的观音竹。望江楼公园的竹不但数量多，而且品种繁茂，从竿型看，有方的，有园的，有长方形的；从产地分，又有成都的琴丝竹、凤尾竹，邛崃的筇竹，江安的鸡爪竹，叙永的大节竹，昆明的实心竹，广西的甜竹，厦门的泰国竹，海南岛的藤竹，印尼的象鼻竹，菲律宾的毛笋竹，林林总总不下150余种，占了世界竹子种类的一半以上，其中不乏海内珍品。望江公园里到处竹影婆娑，丛丛簇簇，自有许多迷人的姿态：那高达二十米的鸡爪竹，酷似气宇轩昂的武士；而高不及米的翠竹，又似弱不禁风的深闺女子；枝节上长着一个个上小下大小花瓶的佛肚竹，恰似一个个迭起罗汉的弥勒佛；竿节呈斜面的人面竹，又极象一张张未曾着色的脸谱；还有在浅绿叶面上长着深绿色线条的大琴丝竹，泪痕点点的斑竹，千姿百态，汇成竹的奇观，难怪清时就有人感叹：“三更好梦难，万里新愁独。杜甫祠前江，薛涛井上竹。”成都人惜才爱竹，劲节长青的寓意又成就了许多竹文化，君不见竹林深处轻舞飞扬的彩色丝带？那是青年男女长结丝萝的纪念；君不见那竿竿翠竹上镌刻的动人诗句？那是他们永结同心的海誓山盟。
“出土已有节，凌空犹虚心”，徜徉在这竹的海洋中，吟诵着竹的礼赞，领略着竹的清韵，惟觉清新爽适，尘心如洗。
锦城访古之三丞相祠堂柏森森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唐·杜甫：《蜀相》
武侯祠位于成都南门武侯祠大街，是西晋末年十六国的成（汉）主李雄为纪念三国时蜀汉丞相武乡候诸葛亮所建的祠堂，“李雄称王，始为庙于少城内，桓温平蜀，城内独存孔明庙”。当初位于刘备墓的“稍偏西南”處，与蜀先主刘备昭烈庙相邻。从唐代诗人杜甫的“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诗句推断，祠堂到唐代已具相当规模。古柏葱郁，殿宇宏伟，青瓦红墙，环境幽雅。一千多年来，武侯祠几经毁损，几度重建，屡有变迁。屡建是因为民心的爱戴，迁则因为“三纲五常”的从中作梗：武候祠香烟缭绕，先主庙鬼冷冰清，君为臣纲的体面扫地。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儿子蜀王朱椿认为李雄所建的武侯祠与刘备的昭烈庙离得太近，于君尊臣卑之礼不合，遂拆毁武侯祠，在刘备的祠庙外再建东西两庑，东庑祀诸葛亮，西庑祀关羽、张飞等武将。明代末年，祠庙毁于战火。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重建。重建时，以前后两大殿分祀刘备与诸葛亮，形成了君臣合庙的特有格局。其实君臣合庙并非武侯祠独有，独特之处乃在二殿分祀。历朝历代的帝王庙宇中，臣子不能也不允许与帝王分庭抗礼，纵有天大的功劳，能够作为帝王的配祀已是莫大的荣耀，汉初的凌烟阁、唐初李世民的昭陵莫不因循此例。而诸葛武侯能有如此之地位，可能也有违他的生平所愿，但却是后世百姓对他的崇拜和敬爱。民国年间邹鲁写过一首诗，道出了其中的缘由:“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
武侯祠大門上懸挂的是一方黑底金字的“汉昭烈庙”匾额。字体剛健劲拔，气势雄浑，相传是南梁的开国皇帝蕭道成(高帝)的手笔。跨进汉昭烈庙，大门到二门道路的两侧，立有六通高大的石碑。其中四通为清代刻建，一通为明代刻建，一通为唐代刻建。清碑记载了祠庙重建和维修的情况，明碑着重介绍了祠庙的历史沿革。而东侧碑廊则耸立着那通被视为稀世珍品的“三绝碑”——“汉丞相诸葛亮武侯祠堂碑”。碑高367厘米，宽95厘米，立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是当时的剑南西川节度使武元衡率其僚属27人来武侯祠祭拜时刻建的。唐朝著名的大政治家、后来历事宪、穆、敬、文四朝，数次为相的裴度撰文，著名书法家柳公绰书写，名匠鲁建勒石。碑文感情炽烈，情思奔涌，对诸葛亮短暂而悲壮的一生充满了仰慕钦敬。碑文一开始就开门见山：“度尝读旧史，详求往哲，或秉事君之节，无开国之才；得立身之道，无治人之术。四者备矣，兼而行之，则蜀丞相诸葛公其人也”。热情歌颂诸葛亮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把诸葛亮比作前代名臣管仲、晏婴、萧何、张良，特别对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耿耿忠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后人读此，涕泪俱下，仿佛宣誓一般，在碑的背面和侧面留下了众多唐、宋、明、清的历代诗文。“三绝碑”之称始于明朝弘治十年（1497年），当时的四川巡按华荣在碑上题跋：“人因文而显，文因字而显，然则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本与垂宇不朽也”，把诸葛亮的功德与裴文、柳书并称“三绝”。清道光九年（1829年）华阳举人潘时彬在纂修《昭烈忠侯陵庙志》时又对“三绝”提出新的见解：将文章，书法，镌刻都出自名家誉为“三绝”。其实，二种说法都言之有理。就碑论碑作鉴赏，后说为是；但碑毕竟是碑，难与诸葛武侯的不世之功相提并论。虽说裴度当过三朝宰相，在平定叛乱中也建立了彪炳的功勋，后人多加推崇，但裴度也自知难望诸葛之项背，景仰之心溢于言表。
在武侯祠的所有建筑中，刘备殿最高，建筑也最为雄伟壮丽。刘备殿高大宏敞，殿上高悬“业紹高光”的大匾，正门楹联是清人完顔崇实所书的“使君为天下英雄，正统攸归，王气钟楼桑车盖； 巴蜀系汉朝终始，遗民犹在，霸图余古柏祠堂”。东壁悬挂着今人所写的《隆中对》，当年刘备三顾茅庐，諸葛亮“三分论天下”，为刘备制订了联吴抗曹的立国大计，那种高瞻远瞩的雄才大略依然透发着真知的光芒。大殿正中供奉着3米高的蜀汉皇帝刘备的贴金泥塑坐像，诸多子孙中只有城破死节的皇孙北地王刘堪左侧配祀。据说建庙之初原有“阿斗”刘禅，但在宋、明二代被毁，原因就在于刘禅昏庸无能，破国降晋后竟又“乐不思蜀”，远不如“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北地王刘堪铮铮有骨气，刘禹锡曾为此叹息“得相能开国，生儿不象贤”。刘备殿的东偏殿供奉着夜读春秋的大将关羽，关羽像高2米多，头戴冕旒，红脸，丹凤眼，卧蚕眉，两眼半睁半闭，美髯垂胸，身着金袍，手执象简，一付帝王打扮、神灵面孔，身后是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和关羽的义子关平。西偏殿供奉着张飞，张飞面色漆黑，豹头环眼，燕含虎须，像貌威猛而有生气，身后是张苞等人。显然这是“桃园结义”定下的名分——同是五虎上将的赵子龙、马孟起和黄汉升却只能在过厅内尽人臣之礼了。刘备殿后即是过厅，两廊各有清代民间艺人制作的真人大小的塑像14尊，塑像前都有一块小石碑，镌刻着功臣的生平传略——那是蜀汉的文臣武将，东廊的文臣以“凤雏”先生庞统居首，西廊的武将则是一身是胆的赵云领先，称得上“出类拔萃，人才济济“了。事实也正是如此，没有这一班左弼右辅的极力扶助，“扶不起的刘阿斗”怎能稳坐蜀中四十五年？
出刘备殿，穿过挂有“武候祠”匾额的过厅，就到了诸葛亮殿——静远堂。尽管与刘备殿相比，建筑低了一点——这也是封建时代君臣之礼——但却是整个武侯祠光辉凝聚的焦点。静远堂是一座具有独特风格的祀庙，建筑也极为精巧，虽是单簷，但是殿頂瓦之间塑有「弥勒佛」，神态优雅从容；殿脊上雕着双龙戏珠，飞簷上塑着花卉和瑞兽。东侧连接书房，西侧通往客室，钟楼、鼓楼峙立大殿二角。殿内供祀着诸葛亮的贴金泥塑坐像，羽扇纶巾，神态儒雅，那种“运筹帷幄之内，决胜千里之外”的镇定从容更是威严自生。在诸葛亮的身后，左侧是诸葛亮之子、蜀亡时死守绵竹的诸葛瞻，右侧是与父同赴国难的诸葛亮孙子诸葛尚，一门三代，公忠为国，留給后人无限的追思。塑像前有铜鼓三面，铸于公元六世纪之前，传说是诸葛亮南征夷蛮时所用。大殿后壁嵌有许多石刻，东壁是当代书法家沈尹默书写的诸葛亮《隆中对》，表达出“三顾频繁天下计，一朝开济老臣心”的壮志雄心；西壁则是宋代名将、“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岳飞所书的诸葛亮《出师表》，踊跃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诚执著。旧时壁间曾存一首无名氏的题诗，“剑江春水绿沄沄，五丈原头日又曛。旧业未能归后主，大星先已落前军。南阳祠宇空秋草，西蜀关山阳隔暮云。正统不惭传万古，莫将成败论三分”，后人誉之“与杜子美千秋伯仲”。殿内外匾对甚多，都是对诸葛亮的讴歌和追思，有郭沫若的“好为梁父吟，志见出师表”，“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有刘咸荥的“勤王事大好儿孙，三世忠贞，史笔犹褒陈庶子； 出师表惊人文字，千秋涕泪，墨痕同溅岳将军”，还有冯玉祥将军的“成大事以小心，一生谨慎；仰风流于遗迹，万古清高。”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清代四川盐运使赵蕃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据说此联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六十年代，毛主席曾评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谨慎，是诸葛亮一生事业之所系，也是诸葛亮治国当政之道。不管是火烧新野还是水淹七军，不管是借东风还是华容道，都是诸葛亮深思熟虑、稳操胜算的结果，即便是变起仓促的空城计也是他一生谨慎给人的震摄。如果说六出祁山是一如既往、精心筹划的执著追求，七擒孟获则是稳操胜算、攻心为上的长治久安。斯人斯行，“千古一人”的赞誉当之无愧，于品德，于操守，于气度，于智慧，于才干，于忠诚，不说前无古人，也确实少有来者。
出诸葛亮殿，就是三义庙。三义庙因祭祀桃园三结义的刘、关、张而得名。庙始建于清康熙年间，原有四进五殿，规模宏大。现仅存拜殿、正殿，成四合院布局。三义庙本在市区中心的提督街，1997年迁建于此。恢复重建的三义庙巍峨耸立，其建筑格局与刘备殿一致。屋顶为单檐硬山式，青色简瓦覆盖其上。正殿是刘、关、张的泥塑坐像，廊房两壁新增加十幅三国故事线描石刻画。画稿取自明代《三国演义》版本，有世人熟知的桃园三结义、三英战吕布、张飞鞭打督邮、刘备招亲、关公刮骨疗毒等故事。殿内有联云：“异姓胜同胞，应不数曹氏昆季；丹心昭白日，能再延汉室河山”，“在三在，亡三亡，而今享祀犹同伴；合义合，战义战，自昔铭勋匪异人”，赞扬他们为拯救汉室而志同道合，大义凛然，患难与共，情同手足。只可惜这种大义未能统领私谊，最终因为只顾“情同手足”而意气用事，亡掉的就不止是他们三个人的性命，几十年的殚精积虑，几十万人的血流成河，还有诸葛丞相的鞠躬尽瘁、雄才大略，尽在这匹夫之勇中灰飞尘尽，后人也只能深深叹息“叶凋湘燕雨，树折海鹏风。玉垒经纶远，金刀历数终。谁将出师表，一为问昭融”了。
出三义庙西行，过小桥，经桂荷楼、琴亭，进入翠竹簇拥的红墙夹道。夹道尽处，是刘备墓，称惠陵。刘备墓土冢高12米，墓上绿荫覆盖。旁有一道180米长的砖墙环护着陵墓，墓前有碑和寝殿。史载，刘备于公元223年4月兵败病逝白帝城，墓中还葬有甘、吴二位夫人。寝殿有联：“一抔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在刘备墓前，情不自禁地想起西晋名士嵇康的一句话：“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刘备究竟算不算英雄？比之项羽、刘邦，刘备逊色多矣。煮酒论英雄时的机警，三英战吕布时的奋勇，三顾茅庐时的求贤若渴，携民渡江时的爱民如子，似乎只是初起草莽时才有那种英雄本色。待到基业初成，黄袍加身，就难免心浮气躁，忠言逆耳，刚愎自用。大敌当前，结记的只是个人恩怨，置诸葛亮和文武百官的劝谏于不顾，弃“匡扶汉室，拯救黎庶”的夙愿如敝履，终于酿成火烧连营八百里，败走白帝城，托孤永安宫的惨剧，蜀汉国势从此而大衰，这样的结局，不亦悲乎？陆游不禁为之感慨万分：“吴蜀本唇齿，悲哉乃连兵。尽锐下三硖，谁使复两京？”
民心是个秤，或许这也是先主庙香火不如丞相祠的主要原因吧。
锦城访古之四伟哉都江堰
岷山导江书禹贡，江流蹴山山为动。
呜呼秦守信豪杰，千年遗迹人犹诵。
决江一支溉数州，至今禾黍连云种。
孙翁下笔开生面，岌嶪高冠摩屋栋。
徙木遗风虽峭刻，取材尚足当世用。
寥寥後世岂乏人，尺寸未施谗已众。
要官无责空赋禄，轩盖传呼真一哄。
奇勋伟绩旷世无，仁人志士临风恸。
我游故祠九顿首，夜遇神君了非梦。
披云激电从天来，赤手骑鲸不施鞚。
－—宋·陆游：《离堆伏龙祠》
到成都，不能不去都江堰，因为那是成都平原的生命之源。整个成都平原的地形呈西北高东南低，其顶端在灌县。发源于千里雪山的岷江，从灌县城西的关口倾泻而出，沿着坡度直奔南部的崇庆、温江、新津一带。在那江河横溢的年代，人或为鱼鳖。而自李冰主持修筑了都江堰，滔滔岷江被一分为二，部份江水改流东向，实现了兴利除害：川西平原的南半壁不再成为汪洋泽国，北半壁则免除了长年干旱之苦，川西十县遂成沃野千里，“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这个战国时期兴修的宏大水利工程，经历了2200多年的岁月沧桑，至今仍然发挥着它的巨大作用，在全世界也极为罕见，我们不能不叹服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才能。巧夺天工也好，鬼斧神工也好，都不足于赞美都江堰工程的奇伟和巧妙，而“水旱从人，泽惠千载”这些平常的语言倒是对都江堰工程千秋功业宇实事求是的评价。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四川灌县（现为都江堰市）城西，南距成都55公里，地处岷江中游，兼有排洪、灌溉、航运、漂木等多种功能，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古堰。秦昭襄王五十一年，李冰任蜀郡太守时主持修建，工程规模宏大，布局慎密合理，结构相当科学。整个工程包括鱼嘴、宝瓶口和飞沙堰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渠首工程位于岷江中、上游交界处，鱼嘴像一把匕首伸入江心，把汹涌的岷江水分割为外江和内江。外江是岷江正流，主要用于泄洪，内江水则通过宝瓶口引入成都平原灌溉千万亩农田。宝瓶口是一个人工开凿，仅有10多米宽的狭小进水口，因其形状酷如瓶颈而得名。宝瓶虽小，却控制着内江的水量，是整个都江堰工程的关键枢纽。都江堰工程所以能二千多年不毁不损、长期发挥效益，其奥秘主要有三：一是由于宝瓶口开凿在玉垒山峰腰地带的岩石中，两崖岩石异常坚固，不怕洪水冲刷，也不怕漂木碰撞，仿佛铁打铜铸，“江山万年”；二是都江堰渠首工程通过鱼嘴分水堤、宝瓶引水口和泄洪排沙的飞沙堰的有机配合，合理分流，“分四六，平潦旱”，保证灌区既有足够的水源，又不至于发生水灾。内外江的水量始终按四、六分成：洪水时内江四成，外江六成，枯水时外江四成，内江六成。“李冰凿离堆，石犀今犹存。鳖灵辟三峡，更验江水痕”，为便于观察水位，宝瓶口的北岸岩壁上凿刻着几十道横道的“水则”，《宋史》说“则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则、流始足用。”《元史》则说“以尺画之、比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过则忧，”水过十六划为洪汛期，过十九划则为警戒水位。古人在宝瓶口上方用竹笼卵石砌成飞沙堰和人字堰，水过十六划，就会从二个排洪道溢入岷江主流；特大洪水时，飞沙堰会自动崩塌泄洪，不让过多的水进入宝瓶口。三是飞沙堰的“飞沙”保证了宝瓶口不致淤塞。为排泄内江多余的水量和泥沙。古人在内、外江之间的金刚堤上开出一条宽约30多米的浅槽。利用岷江河道的弯曲度，使内外江泥沙排泄量的比例与水流量成反比，大部分泥沙和多余的水通过鱼嘴和飞沙堰排入外江。“四六分洪，二八排沙”，残留在内江的泥沙则通过每年冬季的岁修加以清除，保证了宝瓶口的畅通无阻。许多前来考察的外国专家对中国古代就巧妙地利用流体力学的柏努利原理深表钦佩。
伏龙观和二王庙
都江堰一带风景优美，胜迹璀灿，是一处十分理想的游览胜地。开凿宝瓶口时，从玉垒山麓分离开去的一个小山包被称为“离堆”，现在整体作为一个公园，称为离堆公园。伏龙观建于离堆北端，传说李冰治水时曾降服孽龙，并把它锁在离堆下的伏龙潭中。后人立祠祭祀，北宋初改名伏龙观。南宋帅蜀的诗人范成大在《离堆行》诗中写道：“残山狠石双虎卧，斧迹鳞皴中凿破。潭渊油油无敢唾，下有猛龙跧铁锁。自从分流注石门，西州粳稻如黄云。刲羊五万大作社，春秋伐鼓苍烟根。我昔官称劝农使，年年来激西江水。成都火米不论钱，丝管相随看蚕市。款门得得酹清尊，椒浆桂酒删膻荤。妄欲一语神岂闻？更愿爱羊如爱人”。伏龙观有殿宇三重，亭台楼阁布局紧凑，且顺山势逐级长高。前殿正中安放着一尊1974年修建外江节制闸时从河床中挖出的李冰石刻像。石刻像造于东汉灵帝初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圆雕石像，高2.9米，重约4吨，底部还有一个插入基座的榫头。石像的衣襟两侧有阴刻题记三行，中为“故蜀郡李府君讳冰”，左右为“建宁元年（168年）闰月戊申朔廿五日都水椽尹龙长陈壹造三神人珍水万世焉”，“珍水万世”正反映了东汉民众对李冰奉若神明的崇敬和期盼。后殿陈列有都江堰灌区的电动模型。伏龙观的左侧是宝瓶口，江水奔腾澎湃，气势磅礴。观后最高处建有观澜亭，两层八角，凭栏远眺，可见鱼嘴、索桥及岷江激流、西岭雪峰。离堆公园内有纪念朱德元帅的兰园，还有一株三国时代种植的古柏，据说是形影猥琐却又聪慧过人的张松手植，但也真伪难辨。
二王庙在都江堰岷江东侧的玉垒山麓，是纪念李冰父子的祀庙。原为望帝祠，南北朝齐明帝时，益州刺史刘季连将望帝祠迁往郫县。建武元年（494年），望帝祠改建为纪念李冰父子的崇德祠。宋代以后历朝都封李冰父子为王，改称二王庙。现存建筑为清代重修。二王庙前临岷江，后依翠岭，南望青城，西连岷山，风光十分绮丽，向有“玉垒仙都”的美誉。大殿及后殿内有李冰及二郎塑像。前殿李冰身着袍服，正襟危坐，左手拿着半展的绢图，聚精会神深思熟虑；后殿二郎赤脚草鞋，神采奕奕，右手执握治河的铁插，栉风沐雨苦干实干。庙内匾额、对联、诗文、石碑甚多，柱上有联：“东流不尽秦时水，西望长陪太守祠”，“恢拓禹功名父子，创开天府古神仙”，表达了后人对李冰父子的敬慕之情。作为一大特色，庙内的丹墙石壁还嵌有总结李冰及历代治水经验格言碑：“深掏摊，低作堰”、“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等，通称治水三字经、六字诀，毫无保留地公开宣示治水经验，那种忧国忧民、以民为重的眷眷之情着实令人钦敬。
二王庙前的岷江上有一座横跨内江和外江分水处的古老竹索桥，名叫安澜桥，俗名索桥，古名珠浦桥，它是一座我国西南山区常见的传统悬型桥，却是古代四川西部与阿坝之间的商业要道。“走遍天下路，难过岷江渡”，至今流传的民谣说出了安澜桥的险要。旧时的安澜桥以木桩拄石为墩，用粗如碗口的竹缆横飞江面，上铺木板为桥面，两旁以竹索为栏，全长约500米。远眺索桥，宛若跨江蛟龙。索桥始建于宋代以前，明末毁于战火。清嘉庆八年（公元1803年），渡口翻船，一百余人葬身鱼腹。私塾先生何先德目睹惨状，坐卧不安，遂倡议募捐修桥。桥尚未完工时，两个樵夫不所劝阻，顶风过桥，落水丧生。渡口“把头”买通勒索未遂的官府，诬以草菅人命之罪，何先德含恨九泉。何妻强压悲愤，毅然决然挑起丈夫遗下的重担，迭经艰辛，索桥乃成。桥名安澜桥，取不畏波澜，安然过江之意。但民间为铭记何先德夫妻的功德，取名夫妻桥。今川剧犹有《夫妻桥》的剧目，民间也有《夫妻桥》的故事流传。1974年修外江水闸时，因工程需要，安澜桥桥址下移100多米，竹索改为钢缆，承托缆索的木桩桥墩也改为混凝土桩。如今的安澜桥，近观似渔人晒网，远看如彩虹凌空，形式十分别致，光彩照人。漫步桥头，西望岷江穿山拍岸，咆哮而来，东望则灌渠纵横，逶迤而去，藏春拥雪，滋润万顷良田。
前贤功业，千秋福泽，不由喟然兴叹：伟哉，都江堰！
锦城访古之四香城新都
君来桂湖上，湖水生清风。清风如君怀，洒然秋期同。
君去桂湖上，湖水映明月。明月如君怀，怅然何时辍。
湖风向客清，湖月照人明。别离俱有忆，风月重含情。
含情重含情，攀留桂枝树。珍重一技才，留连千里句。
明年桂花开，君在雨花台。陇禽传语去，江鲤寄书来。
——明·杨慎：《桂湖曲》
新都位于成都北郊，距成都20公里。名字上嵌着个新字，其实是个古老的城市。新都在周时属古蜀国地，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蜀王开明氏自郫邑迁都境内的军屯乡，新都作为蜀国的都城悄然崛起，始称“新都”。汉高祖6年（公元前201年）新都正式设县。人们提起新都，就会想起满城的桂花、荷花，仿佛闻到了沁人心脾的芬芳。清人姚仙槎曾有诗描摹：“秋色艳湖滨，桂花香满城。香风吹不断。冷雨听无声；扑面心先醉，当头月更明。芙蓉千万朵，临水笑相迎”，香城之名不胫而走。
升庵桂湖
桂湖位于新都城内西南隅，是四川著名的古典园林，号称“天府第一湖”。三春杨柳，夏日荷花，金秋桂子，四季花卉，把桂湖装点成“满湖荷桂”、“毓秀分香”的香世界。每当荷香未罢桂子吐芳的季节，满湖清翠碧绿的甸甸园叶，托着千百朵有红有白的莲花争艳斗妍；而湖畔的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竞相卉放，满城生香。
桂湖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当时的桂湖还是一个天然湖泊，所在位置属于汉时的一个基层行政单位“亭”。隋开皇十八年，新都县城由古蜀国旧都迁到现址，桂湖正处于城区之南，遂名“南亭”。最迟于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南亭”已形成园林景观。初唐宰相张说在此为郭元振等送别，写下了《新都南亭别郭元振、卢崇道》诗：“竹径女萝深，莲洲文石堤。静深俗人断，寻玩往不进。碧谭透初月，素林惊夕栖”。南亭在宋代又改名为“新都驿”，桂湖就成了南来北往过客“暂时相赏莫相违”的佳景。直到明代，因为新都状元杨升庵的一阙《桂湖曲》，桂湖名扬天下，“桂湖”才成定名。明末战乱，烽火连天，桂湖园林荒圯，至清初乃废湖为田。出于对杨升庵的缅怀，嘉庆十七年（1812），知县杨道南重修桂湖。道光十九年（1839），新都知县张奉书，博采各地园林之所长，并以“湖山奇丽”的绍兴鉴湖为蓝本，重建桂湖园林，并在湖上建升庵祠，“凡台榭亭宇、花木竹石靡不经其匠心独运”。从此，桂湖以其崭新的风貌，重新跻身“西蜀名园”。因为杨升庵爱桂湖、爱桂花，人们便陆续在湖边新植桂树数千，并扩大湖面，在湖中广种莲荷，“荷花开罢桂花香”，寄寓着对乡贤名人的怀念和景仰。
不知就里的人总以为新都有二个桂湖，一个叫桂湖公园，一个叫升庵桂湖。殊不知桂湖公园与升庵桂湖仅有一座城墙相隔，实际上是升庵桂湖的扩大和延伸，是一座自成体系的新建仿古园林。而所仿的“古”则完全脱胎于升庵桂湖。因为那段来历不凡的古城墙，二园才没有“合二为一”：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杨升庵高中状元，明蜀王及四川总督给杨家送来贺银，资助建造彰显“一门七进士，三代二福相”的旌表牌坊。杨升庵的祖父杨春再三推辞不掉，高情难却，便用这笔钱为新都修筑城墙。城墙高6米，长约5000米，至今残存在桂湖的850米城墙，俨然成了杨家“不事炫耀”家风的丰碑。
新都人为桂湖冠上杨升庵的名字，因为桂湖是杨升庵的故居，因为杨升庵是桂湖的创建人，因为杨升庵是桂湖的骄傲，还因为杨升庵一生坎坷而百折不挠。杨升庵（1488-1559），名慎，字用修，新都人，出身在于“一门七进士”的官宦家庭：父亲杨廷和位居宰相，祖父及兄弟子侄五人均为进士，这样的书香门第在我国历史上也属少有，但杨升庵却不是那种锦衣玉食、饫甘餍肥的纨绔子弟，“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便是他的名言。杨升庵少年时即是当地有名的神童，十岁能诗，十三岁时随父入京师，沿途写有《过渭城送别诗》、《霜叶赋》、咏《马嵬坡》诗等，其《黄叶诗》，轰动京华。当时茶陵诗派的首领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见而嗟赏，令受业门下”，并称之为“小友”。十九岁应四川乡试考中举人，正德六年（1511年），殿试第一，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时年二十四岁。授职翰林修撰后，杨慎忠君体国，为人正直，不畏权势，敢于犯颜直谏。无奈遇到的是嘉靖这样的刚愎暴虐的昏君，那份近于迂腐的忠诚便成了罪不可绾的执拗和狂妄。终于在明嘉靖三年（1524），因议“大礼事”触怒皇帝，二次廷杖，尔后发配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云南保山），一去便是三十七年，直到72岁时老死戍所。杨升庵身处逆境而报国之志不衰，拯溺扶困之心不减，把仕途失意后的愤懑转化为动力，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和研究，深入边地，游历考察，讲学授徒，使当时文化落后的云南学风大开。升庵一生博学多闻，著述达四百余种。《明史·杨慎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推慎为第一”。这些著述除文学、史学、哲学外，还有天文、地理、医学、生物、金石、书画、音乐、戏剧、宗教、民俗等方面。他不愧为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和多种学科的学者。因为他敢于为民请命，办了许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妇人孺子，多识其姓名；野老村夫，言及升庵辄相咨嗟惋惜慨叹不置。”在昆明、保山等杨升庵行迹所到的地方，当地人都为他建祠立碑。
桂湖是杨升庵的故居，杨升庵在这里度过了20多个春秋。花径石路洒下过他的童年欢笑，池塘春草留下了他的朗朗书声。中秋明月，他和女诗人黄峨新婚燕尔的海誓山盟，三春花柳，系留着他们流连荷堤桂下的吟诗唱和。因为这些，杨升庵深爱桂湖，莳花种草，构楼建阁，把无边风月融入了一湖清粼中，桂湖创始人之称当之无愧。尽管唐朝宰相张惠新都南亭诗中描绘过桂湖前身“碧潭初秀月，素林惊夕栖”的景致，但那毕竟是驿中所见，终究不成气候。只是到了明代，这座园苑成为杨氏家庭的花园，《县志》才有杨升庵“沿堤遍栽桂树”、把花园修得绮丽典雅的记载。杨升庵自己也有《桂林一枝》一诗记述：“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
桂湖总面积四万八千平方米，湖面约占三分之一，形如一面横卧的琵琶。湖上南北参差的两条半堤和几座桥榭，将湖面隔为6个景区。娇艳荷花、馥郁桂花，玲珑桥亭，飘逸楼阁，将桂湖打扮得美丽动人。湖上建筑，以雄峙湖心的升庵祠为主体，沿湖建有杨柳楼、澄心阁、香世界、杭秋、绿漪亭等楼、台、亭、榭20余处，古朴曲雅，玲珑剔透，造型精美，色调柔和。或临水上，或依岸边，因地构屋，布局谨严，在有限的面积内构成了无限景观，主次分明，远近照应，有开有合，有动有静，形成了桂湖园林所独具的风格，张爱萍将军为此写下了“桂花香笔墨，湖水影碑林”的题吟。
古时有谚：“山河依旧，风景殊异”，世间的风景实在只是心情的映照。李清照曾经写过一阙《武陵春》：“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任是旖旎妩媚的景色，到了伤心人眼里，尽是辛酸和感伤。桂湖曾经印记着许多欢乐和温馨，但明媚的春光只如昙花一现，而风摧雪虐却持续了三十七年！因为有了杨升庵的充军流放、杨升庵夫妻的生离死别，一亭一阁，一池一水，都成了后人挥洒同情的泪源。尽管杨升庵忠心体国，身处逆境依然忧国忧民，却致死也未不得赦免，戍衣布衾归葬新都杨氏祖茔（习称状元坟）。湖心的升庵祠乃是后人所建的纪念祠堂。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知县徐世经在城内西街状元府旧第重建杨状元祠；道光十九年（1839），知县张奉书在桂湖另建升庵祠，让泥塑彩绘的杨升庵穿上了三十多年未曾着身的官服让人祭拜，升庵泉下有知，定然欲哭无泪。升庵祠为单檐悬山顶木结构建筑，占地442平方米。祠前有空圹地坪，左侧立着郭沫若手书的“桂湖”石碑。杨升庵祠由4部分组成：前为升庵殿，后为会心堂，左为藏舟山馆，右为澄心水阁。升庵殿新塑了升庵像，殿中展柜陈列升庵的著述刻本，100余种，4000多卷的浩繁巨著，让人惊叹又令人扼腕。
沿湖西行，数丈之遥，但见杨柳婀娜，高楼突兀，楼为卷棚屋顶，飞檐翘角，雕刻精美，结构牢实。两端砌花墙、假山，气势雄伟；楼上置几、凳、匾、联，陈设雅致。凭栏远眺，本是眺望“画舫远汀迷柳树，一池明月浸荷花”的好地方，但却留下了“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棹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何洲？今霄明月为谁留？团圆清影好，偏照别离愁。”这样催人泪下的凄楚情辞，后人怜之，套用折柳送别的习俗取名杨柳楼。桂湖之西有沉霞榭，前后濒临广阔的湖面，每当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彩霞映水，堪称奇观，故有沉霞之名。但因为主人公的凄凉身世，却承载了太多的万里相思。沉霞榭现已辟为杨升庵夫人黄峨著作陈列馆，内塑黄峨像，与升庵祠的升庵像隔水相望，咫尺天涯，万千愁肠。冷落寂寞的空庭中，似闻远隔万水千山的相思绝唱穿水而来：“楚塞巴山横渡口，行人莫上江楼。征骖去桌两悠悠，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却羡多情沙上鸟，双飞双宿河州。今宵明月为谁留，团团清影好，偏照别离愁”，“雁飞曾不度衡阳，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朝花柳妄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悲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闻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青山隐隐遮，行人去也，羊肠鸟道几回折？雁声不到，马蹄又怯，恼人正是寒冬节。长空孤鸟灭，平芜远树接，倚楼人冷栏干热”，凄婉动人，比李清照的《声声慢》犹深三分。清人梁正麟因此撰写了“黄夫人祠”对联：“盼不到迁客来归，白象金鸡相思万里；莫便伤才人命薄，红榴丹桂各有千秋”，折射出多少人的惋惜和不平！
宝光寺
出新都城，沿宝光街，绕过“福”字照壁，便来到红墙环护、绿树掩映的宝光禅院。宝光寺始建于东汉，隋时名为大石寺。唐广明元年（公元881年）底，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唐僖宗李儇逃难成都时曾驻跸于此，夜见寺内福感塔下放出祥光，掘地获一石匣，内藏舍利子13枚，“晶明莹彻，不可方物”。唐僖宗君臣以为吉祥之兆，遂命悟达国师重建庙宇，赐名宝光寺，同时兴建十三层宝塔。取名无垢净光宝塔。习称无垢塔或宝光塔。清人傅荐元据此诗云：“悟达能神通舍利，唐宗何意镇琼瑶”。至宋时宝光寺香火极盛，僧侣达3000之众。明代毁于兵火，至清康熙九年（公元1670年）重建。宝光寺占地10万平方米，规模巨大、气势恢宏，400余根大石柱，支撑起一塔五殿十六院的严谨布局。自照壁到藏经楼后紫霞山长约100公尺的中轴线上，依次排列着山门殿、天王殿、舍利塔、七佛殿、大雄殿和藏经楼。中轴线两侧建有钟鼓楼、伽蓝殿、客堂、极乐堂、祖堂、念佛堂、罗汉堂、禅堂、影堂、戒堂以及东西方丈室。布局严谨，次第有序。
山门前，一对大石狮子雄峙左右，清静的寺院显得庄重肃穆。山门创于乾隆年间，与多数佛寺一样，山门殿的两侧各塑有一尊护持佛法的金刚力士，上身裸露，手持宝杵，呲牙咧嘴，怒目圆瞪。作为宝光寺的地方特色，山门殿内还有明代新都籍的内阁首辅杨廷和与状元杨升庵父子的塑像，名臣巨贤，原是新都人的骄傲，也使宝光寺浓聚起温馨的乡情，散发出浓郁的亲和力。
穿过天王殿，正中耸立着舍利宝塔，两旁即是如双峰对峙的钟、鼓楼。钟楼、鼓楼均为卷棚屋顶式建筑，青色筒瓦，飞檐翘角。钟楼上挂铜钟一口，其声清远，有匾曰“钟敲鹤起”；鼓楼上架巨鼓一口，其鸣如雷，有匾曰“鼓击龙飞”，鹤起龙飞，声势自然非同一般。
舍利塔位于天王殿与七佛殿之间，隋时为“木浮图九级”。唐僖宗中和年间，改建为密檐式十三级四面砖塔，高约二十公尺。塔基为古朴的须弥座，护以八角形砖石勾栏，栏板上刻着释迦牟尼佛应化故事。底层正面龛内塑释迦牟尼座像，龛题“寺镇牟尼青色宝，山飞舍利紫霞光”。每级四面各嵌佛像三座，全塔供铜、石、玉等质料雕铸造的佛像一百四十尊，舍利子十三粒。层层飞檐翘悬铜质风铃四个，塔刹冠以金铜宝顶，映日夺目。清初著名高僧笑宗印密曾赋诗赞塔曰：“宝塔凌空利似剑，几经鏖战圃周唐。清平天下无能及，留与业作栋梁”。宝光塔不仅造型奇巧，塔身不生苔藓野草，虽历千年而一尘不染，故名“无垢塔”，成为寺中胜迹。天晴日朗之日，倒映水中的宝光塔影宛若一支尖锋玉笔直指霄汉，人称“玉笔点银河”；而当雨后斜阳，垩白丹红，宝光塔又像一道绚丽的彩虹倒垂地面，清代诗人李德扬曾赞之曰：“从天戏海倒垂虹，五年祥光霭碧空”。
舍利塔后为七佛殿，宽五间，深四间，单檐歇山式，建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殿前檐柱下有两个浮雕盘龙石础，是寺内唯一留下的唐代遗物。明代状元杨升庵曾为此础题诗曰：“唐帝行宫有露台，础莲几度换春苔，军容再向业狩，王气遥从骆谷来。万里山川神骏老，五更风雨杜鹃哀，始知蜀道蒙驾，不及胡僧渡海杯”。殿内三龛高五十公分的须弥座上，供奉着光明如来、多宝如来、宝胜如来、妙色身如来、广博身如来、离怖畏如来、阿弥陀如来等七佛立像，“丈六金身”，佛光普照。
大雄宝殿为全寺的主殿，建于清咸丰九年（1859），单檐歇山式，下有高约一米的台基，五楹五进，占地七百多平方米，全殿共用三十六根石柱支撑，结构牢实，雄伟壮观。殿前檐口下，挂着“南无释迦牟尼佛”的白地蓝字横匾，传为济公和尚所书。当心间柱上刻着清人何元普撰书的一副楹联：“世外人，法无定法，然后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禅理深刻，高深莫测。殿内宽敞宏阔，香烟缭绕，幢幡飘拂，殿中供奉着释迦牟尼的诞生像、成道像和说法像。诞生像为高约六寸的铜质镀金立像，作儿童状，全身裸体，左手指天，右手指地。成道像为高约一尺五寸的玉石坐像，洁白无瑕，雕刻精美，是清光绪年间清福和尚从缅甸迎请回寺的。说法像高约一丈二尺，为泥塑贴金坐像，右手上举作说法手相。殿壁挂着清代著名画僧竹禅精心绘制的十六尊者以及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大菩萨像，美仑美奂，自是大观。
大雄宝殿东的罗汉堂是宝光寺最杰出的建筑，建于清咸丰元年（1851年）。一百根石柱支撑起九进九楹的抬梁式木石构架，堂高约10米，广深40米，面积一千六百平方米。堂内工整地布置着四个天井，故其平面呈“田”字形。罗汉堂中央，屋面作穹窿状升起，宽阔的空间矗立着一尊高约六米的观音塑像，二十八个头、五十六只手、一百九十六只眼，洞照幽明，法力无边。四厢塑有五百罗汉像和毕提菩萨像，围绕“田”字次第展开，内外四层，中以“十”字相连，通道回环曲折，堂内气象宏深，变化莫测。
全殿共塑菩萨、罗汉以及历代祖师共577尊，每尊高约1.7米，全身鎏金，形态表情富于变化，姿式动作各不相同，栩栩如生，情趣天成。其形态有老有幼，有美有丑，有的瘦削长颈，有的佝偻龙钟；其表情或笑容可掬，或横眉怒目，有文静端庄，有狡黠老练，喜怒哀乐，神情迥异；其姿势有正襟危坐、合掌参禅，有抬腿抱膝、怡然自得。而手持器物更见奇物，有念珠木鱼宝杵禅杖，也有蝙蝠蟾蜍仙鹤，无所不有。其衣着从款式、色调到纹饰无不与人物的性格和所处环境巧妙配合，衣折条纹，清晰分明，五百多尊塑像千姿百态，各有旨趣，无一雷同，当年四川雕塑大师黎广修率其门徒九年雕镌才成此珍品，堪称为“东方雕塑艺术明珠”的传世之作。
除了工艺精湛绝伦，宝光寺的罗汉堂更有自己的人文特色——推陈出新。苏州西园寺、北京香山碧云寺、汉阳归元寺均以五百罗汉著称，但那里的罗汉都出自印度佛教的版本。宝光寺的罗汉也是五百之数，名称也是大同小异，但人物却有着少有的变迁。宝光寺罗汉堂内的第二百九十五阇夜多尊者和第三百六十直福德尊者，不着僧装，不拿法器，头戴风帽，肩披锦氅，身穿龙袍，马蹄袖外半露的双手闲放膝间，根本不象出家人的样子，倒象一代君王的写照，据称确是清代康熙和乾隆二位大帝的尊容，且是按照皇帝的真容塑像，康熙出过天花，于是阇夜多尊者的脸上就有朵朵梅花形的麻子。
把皇帝当作罗汉供奉始于清朝，入关前，满族已经开始了从游牧部落转向定居的转变，由于范文程的参议，在盛京建造了凤凰城，模仿明制，建立了定鼎而治的政治制度。但游牧民族“马上得天下，马上治天下”的惯性却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弦更张，杀戳建威依然我行我素。清兵入关，一路血海；就是皇室之争，也是刀兵相向，腥风血雨，惨云愁雾，即便是后世君王也时感不寒而栗。也许是为了祈求一分心中的安宁和宽慰，也许是为了寻找一条借助天神树威的捷径，清朝历代皇帝都把自己成佛的化身，不遗余力地崇扬佛教。顺治皇帝甚至不惜抛却皇位到五台山出家，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常游名山大刹，好为寺庙书匾额、撰碑文，甚至自称罗汉下凡，他游镇江金山寺时作诗说：“朕本西方一衲子，然何落到帝王家”。王公大臣都尊称他为“老佛爷”。乾隆皇帝也是虔诚的佛教徒，他曾以国家的力量，整理刊行了卷帙浩繁的佛教大藏经，使佛教极一代之盛，罗汉堂里留下他们的塑像，接受后世的顶礼膜拜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了。
如果说把皇帝纳入五百罗汉出自皇家的旨意，在罗汉堂内增塑菩萨则完全是宝光寺的独创。宝光寺的罗汉堂除了五百罗汉和一般寺院都有的四佛、五菩萨、十八应真（罗汉）、西天二十八祖师外、还塑有我国自南北朝至明末的十四位禅宗高僧以及清初的八位本寺方丈。这里面自然有标榜自身的用意，但确实也是顺乎民心的举措。十四位高僧中自然少不了宝光寺的开山祖师悟达国师，但让人意料不及的还有二位，一位是《说岳全传》中那个左手拿扫帚，右手执吹火筒，蓬头垢面，鹑衣百结，口歪嘴斜，手残脚跛的南宋疯僧，一位是《评演济公传》中那位放荡不羁却又神通广大的济颠和尚，因为他们的济困扶危、嫉恶如仇而家喻户晓、人人钦敬。佛家真也善解人意，把他们说成地藏菩萨和降龙罗汉应世，芸芸众生皆大欢喜，袅袅香火自然分外旺盛。
宝光寺收藏极为丰富，有蜀汉钟鼎、梁武帝大同六年（540年）所雕刻的“千佛碑”、唐代砖塔、创建于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的“尊胜幢”和清代镂空石雕舍利塔，寺藏名家手笔真迹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有宋徽宗、慈禧、竹禅、唐伯虎、徐悲鸿、张大千、康有为、赵熙、谢无量等古今书画家近千人的1000多件稀世之宝。而令寺僧最为津津乐道的无过于佛门三宝：舍利子、优昙花和贝叶经。舍利子是清光绪三十年宝光寺自信长老的弟子真修和尚从斯里兰卡求来，共有二颗，一黑一白，安放在透明的水晶球内，外罩以铜质镀金的小塔。塔为四方单层亭阁式，高约二十厘米，制作精美，基座为莲花座，塔身镌刻着龙柱、花卉，额上有“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八字。优昙花，梵语为祥瑞花的意思，产于喜马拉雅山麓和斯里兰卡。宝光寺的优昙花为铜质合金铸造，高一百五十五厘米，叶互生，花分六组，每组聚生许多小花，隐于壶状的花托中。据说，此供可当编钟使用，用筷子打击四周叶片，能发出“优昙钵罗”的声响。此花原是印度使臣送给中国皇帝的贡品，道光皇帝钦赐给宝光寺。贝叶经为梵文的《妙法莲花经》，装在长五十厘米、宽八厘米、高八厘米的檀香木盒里。清光绪二十八年，寺里的真修和尚去曼谷谒见泰国国王时国王所赠。
宝光寺内有许多楹联题刻，寓意深远，发人深思。读之不谓无益，省之更觉在理，自然引人驻目。山门有联：“出入在斯，务要了明性去；圣凡所到，须当问过心来。”弥勒殿有联云：“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於人无所不容。”钟楼有联：“惊醒世间名利客，唤回苦海梦迷人。”大雄宝殿联云：“退一步看利海名场，奔走出许多魑魅；在这里听晨钟暮鼓，打破了无限机关。”东方丈有联云：“凡事尽当其然，总期各了各心，方无挂碍；有生根乎自在，只当我行我法，不蹈虚锋”，使人感叹良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