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山地区历史悠久，素有“文献名邦”之誉。作为哀牢古国的发祥之地和永昌故郡的卓立之基，古往今来，保山的地方志均为中国史志宝库之重要一页——“文献名邦”这四字的得来，其实与翔实而丰富的地方志书不无关系。
　　保山最早的地方志，当属东汉成都人杨终撰写的《哀牢传》，该书也是云南最早的一部地方志。杨终为蜀中“上计吏”(入京报送年度统计情况的文官)，他去送报表时，向汉明帝献上所作《哀牢传》，“孝明奇之，征在兰台”(《论衡•佚文篇》)。此书隋以前佚，卷帙无考，现存王漠及王叔武的辑本。此后，蜀汉名相诸葛亮曾纂《哀牢国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驼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巡行安恤，又画夷牵牛负酒赍资金宝诣之象”，就是说，该书凡四篇，均以因为主，辅以文字，当属图经一类著作。此书《华阳国志》、《补后汉书艺文志》(清人作)、《三国艺文志》等书均曾提及。据传继上述两书之后，尚有魏晋间人所作《永昌郡传》，惜该书全佚，作者亦不可考。
　　明清两代是全国方志齐出的鼎盛时期，保山自然也不例外。明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首编《永昌府志》问世，清康熙、道光、光绪年间均又续编该志，其中(光绪)《永昌府志》全书六十六卷，记事较详，体例亦最为完备，刻本流传较广。同一时期，腾冲的地方史志编纂也呈一时之盛：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腾冲军民指挥使司聘举人易翼之纂修《腾冲司志》，此后又有人编修过两本志书，遗憾的是古代腾冲兵火频起，上述史书均散佚殆尽，流传于世的是腾越州知事屠述廉根据前人佚书所存史料于1790年增补编成的《腾越州志》，后又有腾越厅同知陈宗海延请举人赵端礼总纂的《腾越厅志》，于1887年刊行。《州志》计十三卷，《厅志》共二十卷，篇幅及内容均以后者为丰。此外，该县尚有成书于光绪年间的《腾越乡土志》。
　　民国年间，保山地区最重要的地方文史著作当首推李根源编纂的《永昌府文征》，此书计有诗歌64卷、文录30卷、记载40卷、列传4卷，广猎历史、地理、人物、风物及工、农、学、商、医等各方面著述，可谓宏篇巨制，洋洋大观，成书后即为滇省史界所推重；再就是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的冯友兰、方国瑜等教授同来保山讲学，联合续编《保山县志稿》，由方国瑜任总编纂，修书40余册，于1947年5月完稿，续补了从1885年一1946年的保山历史，实为当时边地文化领域的一大盛事，惜乎由于种种原因，后未能定稿出版。此外，这一时期较重要的本地志书尚有1917年刻印成书的《龙陵县志》和1941年完稿但没能校订印行的《腾冲县志稿》。
　　新中国诞生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边地的方志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保山、腾冲、昌宁、龙陵、施甸一市四县均出版了大部头的县’(市)志，并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丛书》；地、市(县)两级各大行业的专业志书也相继大量问世；一年一部的《保山地区年鉴》则大大缩短了“历史”与现实的“时间差”，从而使历史这面“镜子”更加光可鉴人；还有就是地区及各市县已经出版或即将出版的“风情录”，也为边地史苑平添了些许可人的风情。
　　“世有千载不刊之书，无百年不茸之志。”保山地方志，有纂有葺，代不乏著；不愧“文献名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