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9年开始在西藏大地上展开的民主改革运动，是以平。息少数上层反动分子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为起点的。那场叛乱是蓄意已久、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反对民主改革、分裂祖国。早在1957年7月，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以“给达赖喇嘛献金宝座”为名，在所谓的宗教活动掩护下，在布达拉宫举行盛大仪式，接受了反动组织“四水六岗”要求将所有藏区统归达赖喇嘛领导，对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永远不改的报告；表明了对反动组织“四水六岗”的支持。
    1958年12月，他们以“争取中央谅解，平息康巴叛乱”的题目，召开十分秘密的官员会议，制定了“在适当时机把达赖喇嘛接到险要地点，在拉萨同解放军进行武装较量”的叛乱计划。
    在今天纪念民主改革40周年的时候，我作为那次事件全过程的知情人和目击者，深感自己有责任把那次事件的真相再一次公诸于世(说再一次，是因为在1988年我曾就此发表过一篇短文)，以期彻底消除历史的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使后来人懂得西藏民主改革的胜利成果来之不易，付出了血的代价，值得十分珍惜，再珍惜。这也是我作为年届耋耋的藏族老人，为西藏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的一份力所能及的贡献吧!
     按照藏历传统习俗，每年藏历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破九日”，在布达拉宫举行“破九跳神舞大会”。西藏和平解放后，每年“破九日”地方政府都要邀请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领导同志去看跳神。
    有的国外藏胞写这一段历史时，又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当时达赖喇嘛不去军区观看演出，是因为军区提出，达赖喇嘛来军区观看演出时，除了可带私人工作人员和少数警卫外，不再邀请其他随行官员了。这是根本没有的事。按照常规，当时达赖作为西藏的领袖，又是西藏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外出参加活动怎么可能不带随行官员和警卫人员?事实上，当时军区不仅邀请了达赖喇嘛，而且还邀请了噶厦所有的噶伦、达赖喇嘛的两位经师和部分大活佛，以及扎萨以上的高级官员和部分贵族。
    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上层统治者中确有一部分人死心塌地维护封建农奴制度，害怕民主改革，反对民主改革，而那些亲帝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正是利用了这种心态，向他们灌输“要维护政教合一制度永远不改，只能摆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实现西藏独立，才是惟一的出路”这种主张，于是把维护封建农奴制、反对民主改革同西藏独立融为一体。
    由此可见，就上层统治者中间反对改革的那些人来说，他们同分裂主义合流的实质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农奴制度。至于实现民主改革，是符合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根本利益的大事，是关系到民族进步、兴旺发达的大事。民族的发展进步和兴旺发达，当然也包括了作为民族的一部分的上层统治者的利益。
    这里提出的“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也可以理解为同上层统治者们协商，体现出和平改革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了实现这一点，在和平解放后至1959年3月10日之前的8年中，中央在藏工作人员既没有提出过有关改革的任何主张，也没有做过有关改革的任何宣传鼓动。与此相反，而是一再教育和等待上层统治者觉悟起来，“自行进行改革”。
    然而上层统治者的少数反动分子，不仅不觉悟，反而错误地估计形势，一再制造事端，反对民主改革。中央在1956年底作出“六年不改”的决定。中央领导人一再强调西藏的民主改革一定要在得到西藏领导人员同意后才去进行，只能改好，不能改坏。在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支持叛乱分子在各地进行窜扰破坏活动的情况下，中央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一再责成西藏地方政府负起维护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的责任，平息叛乱，并没有其他行动。
    1959年3月10日，西藏少数上层反动分子以反对民主改革而发动的武装叛乱，却走向了他们愿望的反面。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奴和奴隶迅速觉醒，积极支援人民解放军平息了叛乱，一场民主改革运动，如燃烧的烈火，把封建农奴制度的垃圾全部烧掉，人民当家作主的新西藏取代了封建领主专政的旧西藏，坏事变成了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