慨叹敦煌
敦煌，梦幻般的城市。
她虽实实在在，但却又扑朔迷离；她虽置身荒漠，但却包容万千；她虽为弹丸小城，却维系着无数人无数的梦想……
去敦煌的时候，曾不知多少次为她沉思默想，为她自叹绝妙，为她思接千载……
在敦煌，更有许多人慨叹系之，悲欢系之，泣啼系之的故事。
王圆录（上有竹字头），当然是人们提及敦煌便不会放过的一个人，一个让余秋雨先生称之为“罪人”、“小丑”、“蠢人”的道士。我没有详细地研读他的历史，因为他原本就没有多少可以让我们研读的历史，并不是因为他的作为人们屏弃了他，而是在当时，就没有多少人对他有过应有的重视——谁曾意识到他掌管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谁曾想到过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在靠愚昧甚至可以说是混沌的学识、迂腐可笑的做法支配着一个无法估量的文化宝库，谁曾认识到一介腐道竟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撕扯、削减着中华文化瑰宝史册中最璀璨夺目的章节……这难道仅仅是王道士的悲剧吗？这难道仅仅应是他一个人承担起的责任吗？在意识到敦煌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与美仑美奂的艺术成就的今天，谁能说清我们究竟比王道士做得能好多少？
王圆录，一个地位卑微的清贫道士，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地发现并且又不恰当地处置了这些价值不能被他认知的东西——应该说，这才是最公正、客观的事实。我们没必要也没资格过多地指责他，让他掌管敦煌，无疑于让一个身体残弱的愚人去守护价值连城的珠宝，即使他意识到且是清清楚楚地明了自己的责任重大，又与谁能保证他能抵抗凶悍的强盗的窥视与袭掠呢？发现，是他的首功；处置，是他的恶极。辨证地看待、处置，冷静地思考、分析这种奇特但主要是让人伤心的“王道士现象”，引发我们正确地对待敦煌以及相关、相似的问题的重视程度，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这当然也好似使命和职责。
还有一个常书鸿，一个让人一提起便肃然起敬而又为其经历感慨万端的文艺才俊，文化硕儒。
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保护敦煌，弘扬敦煌，究竟做了多少充满辛酸、充满泪水、充满伤痛的工作，谁能说得清？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对敦煌的今天，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谁又能讲得明？他的经历、身世，他的悲欢离合，他以及家人的进退荣辱，其真正动人心魄处是什么，谁又可解得透？
“塞纳河畔风华绝代的才子佳人，因敦煌而劳燕分飞”；“一代名媛，法国巴黎新潮的女雕塑家，因敦煌而沉落闾巷，抱憾而终”；名门之子因敦煌而回归平淡平静，演绎出一幕返仆归真、拒绝尊贵的具有警醒、昭示意义的人间话剧。
说来凄楚伤感，写来催人泪下的故事，难道仅仅能引流我们一点点伤感的泪水吗？难道常书鸿的悲剧仅仅属于他以及他的家人吗？
有谁为他们夫妻的白头偕老而做过努力，提供过保障？有谁为陈秀芝的出走及后半生而做过跟踪与关怀，以图其能破镜重圆？又有谁能让这一代敦煌学大师的后人能以父亲为骄傲且乐意献身于敦煌学而做过一点点必要的工作？
王圆录，常书鸿，是两个不可同日而语但又都同敦煌命运相系的人物。一个是国人眼中的卑微道士，一个是世人心中的敦煌学大师；一个是已有定论的千古罪人，一个是备受推崇的赫赫功臣。但是，两人的命运，却都给了我们一个惊人相似的发现——他们的命运起伏，他们的或卑或尊，除了有个人文化素养、人生志趣的不同外，更主要的原由并不在他们自身，是时代，是社会，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推到了一个极其相似的尴尬境地。这才是我们应该反思，应该探究，应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谁也不敢说谁不去做王圆录，谁也不敢说谁乐意做常书鸿。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你牺牲多少来评价你的贡献甚至人品的环境与氛围中，从来不主张社会应该为你提供些什么——这似乎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标准。
于是，小人，在身后留下骂名，但生前可以耀武扬威；伟人，在身后流芳千古，但生前只能委曲求全。
1998.11.20 初稿于敦煌
2001.2.26 二稿于济宁
她虽实实在在，但却又扑朔迷离；她虽置身荒漠，但却包容万千；她虽为弹丸小城，却维系着无数人无数的梦想……
去敦煌的时候，曾不知多少次为她沉思默想，为她自叹绝妙，为她思接千载……
在敦煌，更有许多人慨叹系之，悲欢系之，泣啼系之的故事。
王圆录（上有竹字头），当然是人们提及敦煌便不会放过的一个人，一个让余秋雨先生称之为“罪人”、“小丑”、“蠢人”的道士。我没有详细地研读他的历史，因为他原本就没有多少可以让我们研读的历史，并不是因为他的作为人们屏弃了他，而是在当时，就没有多少人对他有过应有的重视——谁曾意识到他掌管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粹，谁曾想到过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在靠愚昧甚至可以说是混沌的学识、迂腐可笑的做法支配着一个无法估量的文化宝库，谁曾认识到一介腐道竟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撕扯、削减着中华文化瑰宝史册中最璀璨夺目的章节……这难道仅仅是王道士的悲剧吗？这难道仅仅应是他一个人承担起的责任吗？在意识到敦煌无与伦比的文化地位与美仑美奂的艺术成就的今天，谁能说清我们究竟比王道士做得能好多少？
王圆录，一个地位卑微的清贫道士，在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地发现并且又不恰当地处置了这些价值不能被他认知的东西——应该说，这才是最公正、客观的事实。我们没必要也没资格过多地指责他，让他掌管敦煌，无疑于让一个身体残弱的愚人去守护价值连城的珠宝，即使他意识到且是清清楚楚地明了自己的责任重大，又与谁能保证他能抵抗凶悍的强盗的窥视与袭掠呢？发现，是他的首功；处置，是他的恶极。辨证地看待、处置，冷静地思考、分析这种奇特但主要是让人伤心的“王道士现象”，引发我们正确地对待敦煌以及相关、相似的问题的重视程度，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这当然也好似使命和职责。
还有一个常书鸿，一个让人一提起便肃然起敬而又为其经历感慨万端的文艺才俊，文化硕儒。
他以及他的家人，为保护敦煌，弘扬敦煌，究竟做了多少充满辛酸、充满泪水、充满伤痛的工作，谁能说得清？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对敦煌的今天，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谁又能讲得明？他的经历、身世，他的悲欢离合，他以及家人的进退荣辱，其真正动人心魄处是什么，谁又可解得透？
“塞纳河畔风华绝代的才子佳人，因敦煌而劳燕分飞”；“一代名媛，法国巴黎新潮的女雕塑家，因敦煌而沉落闾巷，抱憾而终”；名门之子因敦煌而回归平淡平静，演绎出一幕返仆归真、拒绝尊贵的具有警醒、昭示意义的人间话剧。
说来凄楚伤感，写来催人泪下的故事，难道仅仅能引流我们一点点伤感的泪水吗？难道常书鸿的悲剧仅仅属于他以及他的家人吗？
有谁为他们夫妻的白头偕老而做过努力，提供过保障？有谁为陈秀芝的出走及后半生而做过跟踪与关怀，以图其能破镜重圆？又有谁能让这一代敦煌学大师的后人能以父亲为骄傲且乐意献身于敦煌学而做过一点点必要的工作？
王圆录，常书鸿，是两个不可同日而语但又都同敦煌命运相系的人物。一个是国人眼中的卑微道士，一个是世人心中的敦煌学大师；一个是已有定论的千古罪人，一个是备受推崇的赫赫功臣。但是，两人的命运，却都给了我们一个惊人相似的发现——他们的命运起伏，他们的或卑或尊，除了有个人文化素养、人生志趣的不同外，更主要的原由并不在他们自身，是时代，是社会，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将他们推到了一个极其相似的尴尬境地。这才是我们应该反思，应该探究，应该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谁也不敢说谁不去做王圆录，谁也不敢说谁乐意做常书鸿。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以你牺牲多少来评价你的贡献甚至人品的环境与氛围中，从来不主张社会应该为你提供些什么——这似乎是只有神才能做到的标准。
于是，小人，在身后留下骂名，但生前可以耀武扬威；伟人，在身后流芳千古，但生前只能委曲求全。
1998.11.20 初稿于敦煌
2001.2.26 二稿于济宁
白骨塔
枣庄，有一个塔，叫做白骨塔。
这是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名字，背后更有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
清末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八月，山东峄山县中兴煤矿公司的创建人张运芬在枣庄旧有的土井的基础上，改建大型一号煤井。旧井中，前代矿工遗骸遍地、白骨累累，其状甚惨。公司协理戴绪万令人收拾遗骨，连同附近小井的矿工骸骨，合葬于此，上砌六角形砖塔一座，名曰“白骨塔”。宣统三年春，塔成。（据《重修白骨塔碑记》）
那是一座极不起眼的塔。如不留心，即便是从它的身边走过，都会让人与组织擦肩而过，因为它实在是太普通了。塔身通高不过六、七米，三檐，最上层由二十一层塔砖渐收心攒顶，上有一石雕圆球覆顶。唯面南塔身中有一门洞，上有一石额，上书“白骨塔”三个大字。整座塔除塔基、塔顶、石额外，全用青砖叠砌而成，白灰勾缝，整体气韵，庄严肃穆，一股凄惨之气溢于塔外。
这是一座覆盖着难以数计的昔日矿工骸骨的砖塔。
塔下的矿工，早已无人知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白骨却向后人昭示着那段惨不忍睹的生死经历。
枣庄，这有着几百年历史的煤城，她的兴衰，她的荣辱，都不会让世人忘记。但为她的发展、兴盛，流汗、流血，以至于丢掉性命的无数矿工们呢？在人们的心中，又有几多地位？如果不是这白骨塔还矗立在闹市，谁还会再记起他们，再说他们？
青砖一塔曰白骨，
砌在闹市记荣辱。
后世莫忘前辈泪，
方得不蹈昔日苦。
2000.9.28枣庄机关招待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