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兵器的文化
1980年5月，在城区针织厂建设工程中，出土了一尊铜炮。这尊铜炮长100厘米，重1085公斤，由前膛、药室和尾銎三部分组成，前膛长175厘米，炮口内径10厘米，口大底小。整个铜炮造形简单，制作粗糙，銎内还遗存火药和铁弹丸，专家考证为西夏窑藏遗物。从出土情况和形制特点分析，大约产生于13世纪至14世纪初，是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火蒺藜又名蒺藜火球，是我国古代兵器的一种，出现于北宋时期。1994年，武威市文管会在下乡调查文物遗址、墓葬时，征集到2枚西夏瓷制火蒺藜。1枚为黑釉，已残，仅存其半；另1枚保存完整，外表施绿釉。凉州发现的火炮和火蒺藜是我国早期火器的珍贵实物资料，对于研究西夏的军事装备和我国军事史、战争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风雨西夏，党项烈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西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比较重要而又独特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文化上具有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特点，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对此，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西夏建国历史可谓不短，但历史上记载西夏的史料很少或很不完整，主要是元朝和后代学者只承认正统地位而把西夏看作是“属国”。1908年至1910年，俄国学者柯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包括佛像、法器、钱币、典籍等，重点是典籍，约有2.4万卷，填补了研究西夏历史的许多不足之处，自此，西夏学开始兴起，并成为国际显学。而凉州发现西夏碑（1804）比黑水城文物要早100多年，凉州籍学者张澍在19世纪初就著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二卷并序。本来，张澍已写成《夏书》多卷，放在书架顶上。一天，他和朋友们到松涛寺消夏，被家人当作废纸焚烧。张澍回来发现后，只有叹息而已。这不仅是张澍的损失，也是
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此时是公元1810年，比黑水城发现西夏文物正好早100年。凉州出土的西夏文物，其种类之多、数量之繁、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是迄今所发现的全国西夏文物之最。所有这些，称凉州为世界西夏学的滥觞是名副其实的。
西夏曾仿唐宋翰林体制，建立“蕃字”、“汉字”二院，在国中将两种文字一道推行，并将前者尊为“国字”。西夏碑正面用西夏文，背面用汉文，实际上就是这种体制和国策的反映。西夏时期，统治者积极推行了汉化政策，在改革的前提下继承汉族礼仪制度，大力推崇儒学，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王”并命令各州郡立庙祭祀，还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学经典，并著有许多儒学教材和书籍。所有这些，在凉州出土的西夏文物都得到了真实反映。在西夏碑文中“番汉僧”、“番汉两众”等也说明汉族和党项族关系密切。西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提倡和推行，在隋唐达到兴盛，西夏更是如此。凉州出土的大量瓷器（主要指瓷器装饰）、佛经、木缘塔、绘画和建筑、雕塑以及天梯山石窟、亥母洞石窟文物等，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在西夏瓷器中刻有太极图的道教图形，说明西夏也同样信奉道教。可见，在西夏民族发展历史上，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体系，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或与世隔绝的，它吸收并融汇了唐、宋等中原优秀文化传统，形成独步历史、独具一格的西夏文化。
我国古代印刷术，被列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为宋代毕升发明，但由于年代久远，后人未见过当时的活字印刷品，以至国内外一些专家对此产生怀疑，国外有些国家已公开宣称他们国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凉州出土活字印刷品《维摩诘所说经》及其邑人孙寿龄研制出的西夏文泥活字，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捍卫了祖国印刷术的发明权，重要意义显而易见，学术价值不可估量。西夏文化不仅只表现在文字、绘画等诸多实物上，更重要的是融合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当中，如西夏木板画的出土，说明西夏文化不仅宗教色彩浓厚，同样也表现了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西夏文化才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颗璀璨明珠，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风雨西夏，党项烈歌。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西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比较重要而又独特的一个民族，特别是在文化上具有和其他少数民族不同的特点，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对此，早在上个世纪，就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西夏建国历史可谓不短，但历史上记载西夏的史料很少或很不完整，主要是元朝和后代学者只承认正统地位而把西夏看作是“属国”。1908年至1910年，俄国学者柯兹洛夫在我国黑水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发现了大批西夏文物，包括佛像、法器、钱币、典籍等，重点是典籍，约有2.4万卷，填补了研究西夏历史的许多不足之处，自此，西夏学开始兴起，并成为国际显学。而凉州发现西夏碑（1804）比黑水城文物要早100多年，凉州籍学者张澍在19世纪初就著有《西夏姓氏录》、《西夏纪年》二卷并序。本来，张澍已写成《夏书》多卷，放在书架顶上。一天，他和朋友们到松涛寺消夏，被家人当作废纸焚烧。张澍回来发现后，只有叹息而已。这不仅是张澍的损失，也是
学术史上的一大损失，此时是公元1810年，比黑水城发现西夏文物正好早100年。凉州出土的西夏文物，其种类之多、数量之繁、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是迄今所发现的全国西夏文物之最。所有这些，称凉州为世界西夏学的滥觞是名副其实的。
西夏曾仿唐宋翰林体制，建立“蕃字”、“汉字”二院，在国中将两种文字一道推行，并将前者尊为“国字”。西夏碑正面用西夏文，背面用汉文，实际上就是这种体制和国策的反映。西夏时期，统治者积极推行了汉化政策，在改革的前提下继承汉族礼仪制度，大力推崇儒学，夏仁宗尊孔子为“文宣王”并命令各州郡立庙祭祀，还用西夏文翻译了《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学经典，并著有许多儒学教材和书籍。所有这些，在凉州出土的西夏文物都得到了真实反映。在西夏碑文中“番汉僧”、“番汉两众”等也说明汉族和党项族关系密切。西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国家。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广泛提倡和推行，在隋唐达到兴盛，西夏更是如此。凉州出土的大量瓷器（主要指瓷器装饰）、佛经、木缘塔、绘画和建筑、雕塑以及天梯山石窟、亥母洞石窟文物等，都证实了这一点。而在西夏瓷器中刻有太极图的道教图形，说明西夏也同样信奉道教。可见，在西夏民族发展历史上，虽然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也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体系，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或与世隔绝的，它吸收并融汇了唐、宋等中原优秀文化传统，形成独步历史、独具一格的西夏文化。
我国古代印刷术，被列为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为宋代毕升发明，但由于年代久远，后人未见过当时的活字印刷品，以至国内外一些专家对此产生怀疑，国外有些国家已公开宣称他们国家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凉州出土活字印刷品《维摩诘所说经》及其邑人孙寿龄研制出的西夏文泥活字，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该印本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泥活字印本，捍卫了祖国印刷术的发明权，重要意义显而易见，学术价值不可估量。西夏文化不仅只表现在文字、绘画等诸多实物上，更重要的是融合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当中，如西夏木板画的出土，说明西夏文化不仅宗教色彩浓厚，同样也表现了现实生活。正因为如此，西夏文化才成为中国文化史的一颗璀璨明珠，屹立于世界文化艺术之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