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战争历史
沪渎之战:东晋末年,江浙沿海一带爆发声势浩大的孙恩农民起义。隆安五(401),孙恩率军攻占位于今上海市青浦县境内的沪渎垒,杀死守将袁山松,并以此为根据地,向内地发展。不久,东晋大将刘裕举兵反扑,孙恩战败撤走,史称沪渎之战。
    吴淞之战与上海开埠:1842年6月,英国侵略军沿海路北上进攻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奋力抵抗,击伤英舰多艘。两江总督牛鉴闻报后,排列仪仗前往吴淞,途中遭英军舰船炮击,牛鉴惊慌失措,临阵脱逃,清军阵脚大乱。英军趁机从东炮台登陆,夹击西炮台,陈化成孤军无援,与守台官兵一同壮烈殉国。数日后,上海县城失守,英军继续西进,并攻取南京。8月,《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定为通商口岸,正式对外开放。此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小刀会起义:小刀会是成立于厦门的民间秘密团体,属天地会支派,1851年传到上海。1853年春,受太平军攻占南京和福建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上海各秘密团体相继合并于小刀会,会员数千人。同年9月5日,周立春首先起义攻克嘉定,7日,刘丽川、潘起亮等起兵响应,攻占上海县城,生擒上海道台吴健彰,建立“大明国”后改称太平天国),并上书洪秀全表示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这是当时响应太平天国的众多起义军中较有影响的一支。起义军先后攻占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在1855年的北门战役中,同清军及外国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重创了清军和法军。战至2月,终因受敌围困多日,弹尽粮绝,遂决定分路突围。首领刘丽川在突围中牺牲,余部加入太平军或去江西投身当地的天地会起义。当时小刀会的首脑机关“点春堂”,就设在今上海豫园内。
    泥城之战:英、美侵略者为了夺取中国海关主权,趁清政府忙于应付小刀会起义,于1854年4月3日,在泥城浜以东的跑马场向清军进攻,焚毁了清军营房,清军大败,退至静安寺一带。战后,清政府向侵略者妥协,让出了海关主权,并与英法等国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小刀会。泥城之战是上海中外势力勾结的转折点,从此,清政府进一步成为外国侵略者驯服的工具。
    四明公所事件:四明公所是旅居上海的宁波人所建的同乡会馆,同治二年(1863)法租界外扩,将其划入租界。1874年5月,法租界公董局辟路,要将会馆拆除,受到群众抵制。租界当局竟然出动法、美等国水兵以及商团前往镇压,但终因市民不畏强暴,奋力阻止,迫使法国驻沪领事取消筑路计划,只要求四明公所建筑围墙,以明界限。1898年,法租界公董局违约,想拆公所围墙,越界筑路,仍遭旅沪宁波人的反对。殖民者再次调集水兵武力镇压,枪杀17人,伤20余人。事后引起在沪浙江人的大规模抗议,市民也纷纷罢工、罢市,起而声援。清政府软弱无能,虽经交涉保住四明公所,却无法阻止租界继续扩展。今人民路852号,为四明公所遗址。
    东南互保:1900年,英国深恐义和团运动向南发展,危及其在长江流域尤其是在上海的利益,遂策动买办盛宣怀,联络刘坤一、张之洞等中国长江各省督抚,商量 “互保”事宜。6月26日,由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各省由各省督抚保护。不久,“互保”范围逐渐扩大到全国10多个省。约款虽因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未能最后签字,却阻碍了上海及东南各地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
    苏报案:从1903年5月底开始,上海《苏报》大量登载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反清文章,贬斥光绪为“小丑”,清政府是 “野鸡政府”。6月30日,清政府串通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炳麟。次日,邹容出于义愤,自动赴捕房投案。事件发生后,当地舆论广泛抨击,各地人士亦纷起抗议,使清政府引渡章、邹二人的企图未成。1905年4月,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次年6月,章炳麟刑满释放,随即东渡日本,继续宣传革命。
    刺宋案: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准备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依据《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政权。在1913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内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成为第一大党。袁世凯对此不能容忍,决意铲除异己。他通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和秘书洪述祖,勾结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收买原清军军官武士英,在3月20日晚宋教仁离沪北上时,将宋刺杀于上海车站。案发后,袁还故作惊讶,下令查究。4月26日,宋案真相大白,全国顿时哗然,从而引发“二次革命”。宋教仁墓在今上海闸北公园内。
    江浙战争: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夺取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而爆发的战争,又称“齐卢之战”,先后共爆发3次。1924年9月,齐卢双方在上海郊县黄渡、浏河一线上对峙,正不分胜负时,直系军阀孙传芳由福建直驱浙江,既而向上海推进,使卢部腹背受敌,支撑不住。9月31日,卢永祥被迫下野。是年底,段祺瑞政府免去齐燮元的职务,导致1925年1月齐部与孙传芳再度联手,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南下到达上海的奉军,引发了第二次江浙战争。正当双方在上海地区激战时,北京政府任命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办,孙部于是全部退出上海,齐军顿时孤立无援,齐燮元战败后逃往日本。然而,奉系军阀进驻上海后的一系列举动,引起孙传芳的疑惧。为发展地盘,在英美各国支持下,孙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联络各地反奉实力派向奉军宣战。10月,孙部占领上海,不久,又将奉军全部赶出江苏。第三次江浙战争遂以孙传芳全面控制上海而告终。
    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者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随后张治中率第五军中的两个师增援。上海军民前赴后继,坚持一个多月,日军在顽强抵抗下死伤数万,三易主帅,仍未能推进半步,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由于国民党当局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拒绝援助十九路军,并扣压各种捐献物资,使战役后期受挫。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在英美法各国调停下,中日双方进行谈判,5月5日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沪侵略势力。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1932年4月29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天皇诞生日的天长节大会。会间,韩国临时政府派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在主席台旁引爆炸弹,当场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居留团团长河端居等,日本公使重光葵、总领事村井等均被炸成重伤,极大地震动了日本侵略军。事后,日军疯狂报复,勾结租界当局,破获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据点,使该组织无法在沪立足。今马当路上有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正准备对外开放。
    七君子事件: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7人,并移送苏州关押,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此事极大地震动了全国,激起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社会名流以及国外著名活动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在全国各地都掀起营救运动和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举国响应,上海万余市民签名要求释放七君子。迫于舆论,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政府裁定具保释放七君子。1939年1月,又由四川高等法院宣布撤回对七君子的起诉,该案件至此结束。
    重光堂会谈: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东体育会路7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会谈,因该房系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住宅,号“重光堂”,故称之为重光堂会谈。它实际上是汪精卫叛国的预备会议,在汪伪史上有极重要的影响。汪精卫本人在会谈后,即由重庆逃往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叛国道路。
    吴淞之战与上海开埠:1842年6月,英国侵略军沿海路北上进攻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率部奋力抵抗,击伤英舰多艘。两江总督牛鉴闻报后,排列仪仗前往吴淞,途中遭英军舰船炮击,牛鉴惊慌失措,临阵脱逃,清军阵脚大乱。英军趁机从东炮台登陆,夹击西炮台,陈化成孤军无援,与守台官兵一同壮烈殉国。数日后,上海县城失守,英军继续西进,并攻取南京。8月,《南京条约》签订,上海被定为通商口岸,正式对外开放。此后,上海迅速发展成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小刀会起义:小刀会是成立于厦门的民间秘密团体,属天地会支派,1851年传到上海。1853年春,受太平军攻占南京和福建小刀会起义的影响,上海各秘密团体相继合并于小刀会,会员数千人。同年9月5日,周立春首先起义攻克嘉定,7日,刘丽川、潘起亮等起兵响应,攻占上海县城,生擒上海道台吴健彰,建立“大明国”后改称太平天国),并上书洪秀全表示接受太平天国领导。这是当时响应太平天国的众多起义军中较有影响的一支。起义军先后攻占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在1855年的北门战役中,同清军及外国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重创了清军和法军。战至2月,终因受敌围困多日,弹尽粮绝,遂决定分路突围。首领刘丽川在突围中牺牲,余部加入太平军或去江西投身当地的天地会起义。当时小刀会的首脑机关“点春堂”,就设在今上海豫园内。
    泥城之战:英、美侵略者为了夺取中国海关主权,趁清政府忙于应付小刀会起义,于1854年4月3日,在泥城浜以东的跑马场向清军进攻,焚毁了清军营房,清军大败,退至静安寺一带。战后,清政府向侵略者妥协,让出了海关主权,并与英法等国勾结起来,共同对付小刀会。泥城之战是上海中外势力勾结的转折点,从此,清政府进一步成为外国侵略者驯服的工具。
    四明公所事件:四明公所是旅居上海的宁波人所建的同乡会馆,同治二年(1863)法租界外扩,将其划入租界。1874年5月,法租界公董局辟路,要将会馆拆除,受到群众抵制。租界当局竟然出动法、美等国水兵以及商团前往镇压,但终因市民不畏强暴,奋力阻止,迫使法国驻沪领事取消筑路计划,只要求四明公所建筑围墙,以明界限。1898年,法租界公董局违约,想拆公所围墙,越界筑路,仍遭旅沪宁波人的反对。殖民者再次调集水兵武力镇压,枪杀17人,伤20余人。事后引起在沪浙江人的大规模抗议,市民也纷纷罢工、罢市,起而声援。清政府软弱无能,虽经交涉保住四明公所,却无法阻止租界继续扩展。今人民路852号,为四明公所遗址。
    东南互保:1900年,英国深恐义和团运动向南发展,危及其在长江流域尤其是在上海的利益,遂策动买办盛宣怀,联络刘坤一、张之洞等中国长江各省督抚,商量 “互保”事宜。6月26日,由上海道余联沅同各国驻上海领事会商,制定《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各省由各省督抚保护。不久,“互保”范围逐渐扩大到全国10多个省。约款虽因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未能最后签字,却阻碍了上海及东南各地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
    苏报案:从1903年5月底开始,上海《苏报》大量登载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反清文章,贬斥光绪为“小丑”,清政府是 “野鸡政府”。6月30日,清政府串通公共租界工部局,逮捕章炳麟。次日,邹容出于义愤,自动赴捕房投案。事件发生后,当地舆论广泛抨击,各地人士亦纷起抗议,使清政府引渡章、邹二人的企图未成。1905年4月,邹容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次年6月,章炳麟刑满释放,随即东渡日本,继续宣传革命。
    刺宋案:袁世凯窃取总统职位后,宋教仁以同盟会为基础,组成国民党,准备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依据《临时约法》来限制袁世凯的政权。在1913年2月的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内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成为第一大党。袁世凯对此不能容忍,决意铲除异己。他通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和秘书洪述祖,勾结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收买原清军军官武士英,在3月20日晚宋教仁离沪北上时,将宋刺杀于上海车站。案发后,袁还故作惊讶,下令查究。4月26日,宋案真相大白,全国顿时哗然,从而引发“二次革命”。宋教仁墓在今上海闸北公园内。
    江浙战争:直系军阀、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夺取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控制下的上海而爆发的战争,又称“齐卢之战”,先后共爆发3次。1924年9月,齐卢双方在上海郊县黄渡、浏河一线上对峙,正不分胜负时,直系军阀孙传芳由福建直驱浙江,既而向上海推进,使卢部腹背受敌,支撑不住。9月31日,卢永祥被迫下野。是年底,段祺瑞政府免去齐燮元的职务,导致1925年1月齐部与孙传芳再度联手,组织江浙联军,进攻南下到达上海的奉军,引发了第二次江浙战争。正当双方在上海地区激战时,北京政府任命孙传芳为浙江军务督办,孙部于是全部退出上海,齐军顿时孤立无援,齐燮元战败后逃往日本。然而,奉系军阀进驻上海后的一系列举动,引起孙传芳的疑惧。为发展地盘,在英美各国支持下,孙自任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联络各地反奉实力派向奉军宣战。10月,孙部占领上海,不久,又将奉军全部赶出江苏。第三次江浙战争遂以孙传芳全面控制上海而告终。
    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侵略者分数路由租界向闸北进攻。驻沪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随后张治中率第五军中的两个师增援。上海军民前赴后继,坚持一个多月,日军在顽强抵抗下死伤数万,三易主帅,仍未能推进半步,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由于国民党当局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拒绝援助十九路军,并扣压各种捐献物资,使战役后期受挫。3月初,日军在太仓浏河登陆,十九路军腹背受敌,被迫撤离。在英美法各国调停下,中日双方进行谈判,5月5日签订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进一步加强了日本在沪侵略势力。
    虹口公园爆炸事件:1932年4月29日,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庆祝天皇诞生日的天长节大会。会间,韩国临时政府派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在主席台旁引爆炸弹,当场炸死日本派遣军司令白川、居留团团长河端居等,日本公使重光葵、总领事村井等均被炸成重伤,极大地震动了日本侵略军。事后,日军疯狂报复,勾结租界当局,破获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据点,使该组织无法在沪立足。今马当路上有韩国临时政府旧址,正准备对外开放。
    七君子事件: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7人,并移送苏州关押,由江苏高等法院审理。此事极大地震动了全国,激起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爱国人士、社会名流以及国外著名活动家的强烈反对和抗议,在全国各地都掀起营救运动和前所未有的抗日救亡高潮。宋庆龄等民主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举国响应,上海万余市民签名要求释放七君子。迫于舆论,在七七事变后不久,政府裁定具保释放七君子。1939年1月,又由四川高等法院宣布撤回对七君子的起诉,该案件至此结束。
    重光堂会谈:1938年11月12日,汪精卫派高宗武、梅思平在上海东体育会路7号,与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影佐祯昭会谈,因该房系日本特务土肥原贤二的住宅,号“重光堂”,故称之为重光堂会谈。它实际上是汪精卫叛国的预备会议,在汪伪史上有极重要的影响。汪精卫本人在会谈后,即由重庆逃往河内,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叛国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