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二年（１７２５）天津改卫为州，旋又升州为府，强化了天津的城市地位。天津“地当九河要津，路通七省舟车”，有利于商旅往来与物产集散，是北方重要的水陆码头。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开埠以后，内外贸易迅速增长，码头经济更趋活跃。经济发展扩大了文化发展空间。
　　自清代中叶以来，码头周边陆续出现了许多茶馆、书场、戏园，外地伶人纷至沓来，名曰“跑码头”。原来农村的野台子戏班走进城市舞台，评戏、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扎根天津，唱遍北方，因此视天津为“发祥地”。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各种鼓曲走俏津门，名角辈出，为此赢得“曲艺之乡”美誉。独具地方风格的社火（民间集体游艺活动）由来已久，代代相传，活跃于乡里。民间习武之风始终不衰，武林高手霍元甲、曹金藻被称为“回汉双侠”，闻名遐迩。民间工艺精美无比，杨柳青年画早在清初就已经远销“三北”地区；张明山家族的泥塑，雅俗共赏，誉满三津；砖雕、木雕、风筝、绒花、剪纸的制作，都有独到之处。凡此种种，无不具有码头文化的魅力。尤应提及的是，民国以后，武侠、言情、警世、评书之类的通俗小说，覆盖文化市场，并造就出一批通俗小说作者，其中名家如刘云若、还珠楼主、郑证因、宫白羽等人的作品，脍炙人口，畅销一时，天津因此被称为“通俗小说北方创作中心”。码头文化具有平民性与亲和力，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又称市井文化。
　　码头文化属于俗文化范畴。曾有这样一种说法：具有俚俗特色的天津文化可称之为“卫派”文化，与“京派”文化、“海派”文化形成鼎足之势。
天津历史文化沿着两个层面发展，既有“下里巴人”，又有“阳春白雪”，即儒雅文化。
　　在“康乾盛世”时代，天津文坛欣欣向荣，一派生机，这与富有盐商对文化的投入有直接关系。其时，盐商与缙绅热衷于筑造私家园林，不下二三十处，著名的如张霖的问津园、龙震的老夫村、查日乾的水西庄、安尚义的沽水草堂、佟■的艳雪楼；这些园林不仅花木葱翠，亭榭玲珑，令人赏心悦目，而且是人文荟萃之所。庄园主人广为接纳文士宾客，诗酒酬唱，挥毫泼墨，切磋学问，赏玩珍品，极尽风流雅兴。其中尤以占地百亩的水西庄为最，与扬州小玲珑山馆、杭州小山堂并称为运河三大私家名园，或曰运河文化的三颗灿烂明珠。这种人文荟萃之风一直保持了数十年而不衰，许多驰誉南北的文宗、名流莅临津门，有的过境小住，有的落户久居，推动了天津文坛的勃兴。道光年间，诗人梅成栋编成《津门诗钞》一书，内收元、明、清以来四百多位诗人、三千多首诗作，毓秀钟灵，蔚为大观，堪称天津文坛的诗品总汇。乡邦学人查为仁、金玉冈、康尧衢、崔旭、樊彬、华长卿、杨光仪等皆饱学之士，有文集传世。在书画艺术方面，天津也是人才济济，名家辈出。
　　文人结社之风在天津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３０年代，虽不免曲高和寡，但始终独领风骚。
１８６０年天津开埠，列强占地开辟租界，清朝统治集团兴办“洋务”也以天津为基地，从而西方文化次第涌入，诸如基督教文化、近代科技文化、西方教育模式、西方建筑文化、竞技文化、音乐美术、娱乐文化等等，天津得领风气之先。当时国家处于政治动荡的历史时期，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助于对封建社会制度的批判，也有利于向城市近代化的过渡。１９世纪末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严复，在天津译书著文，宣传资产阶级“西学”，大声疾呼“变法”、“救亡”、“竞存”、“自强”，振聋发聩，唤醒国人，影响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青年知识分子。
　　晚清统治危机四伏，列强侵略得寸进尺，妄图变中国为殖民地，在天津曾三次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帝风暴，即火烧望海楼教堂、义和团运动与老西开事件，惊天动地，可歌可泣!这是侵略与反侵略的政治斗争，但可巧都是因为外国传教士的狂妄不轨而造成的导火索，也可说是中西方文化猛烈碰撞。虽然不排除其中带有某种程度的“排外”色彩，但斗争矛头直指列强侵略，敢于斗争，无所畏惧，发扬了天津人民的爱国爱乡精神。
　　综上所述，天津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扎根民间，兼容并收，异彩纷呈。过去曾有“天津是文化沙漠”的说法，显然不切合历史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