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范孙先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传统在一个风气开通、历史转型时期的先进人物。他在极其艰难的历史条件下依然致力于民办教育事业，传播科学知识、民主精神和爱国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不朽的一页。1989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七届二次会议上通过提案，褒扬严范孙一生矢志倡导新学的功绩和培育英才对祖国的贡献。 
    胡适曾说，严范孙是一位学者、藏书家、诗人、哲学家，最具公德心的爱国志士，是中国旧道德传统和学识渊博最可敬佩的代表人物。蔡元培也说：“严先生于旧道德素称高贵。”天津《大公报》在《悼严范孙先生》社评中，称其“不愧为旧世纪一代完人。”、“是为旧世纪人物之最后模型。” 
    严范孙，生于1860年，名修，天津人。从小饱读经书，23岁考取进士，入翰林院任编修。后又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但是，清朝的内政腐败，促使严范孙不满于现状，急欲寻求救国图强的良方。中日甲午战争是其思想的转折点，逐渐省悟到“科举之弊，人才之衰，至今斯极”，“欲救中国，必须变法维新，而变法维新，则非创办新教育不可。”他毅然走出旧营垒，勇敢地站在时代前列，改革传统教育，倡导学习西方“新学”，并身体力行，直到1929年逝世，20余年未尝稍怠。 
    严范孙认为，旧的教育口不离诗书，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言行不一，学用脱节，主张废除科举制度，培养对社会有用的实用人才。1897年，在任贵州学政时，就大胆变革教育，学子不仅阅览经史书籍，而且学习英文及西方科技知识。同时，甘冒顽固派之大不韪，上书皇帝开设“经济特科”，强调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必经过科举正途，也可量材取用。严范孙这一主张，是自隋朝实行科举以来的一大突破，震动朝野。他的改革尝试，也使地处偏陬、民贫土瘠的贵州文风为之一振。贵州学界为他立“去界碑”、“哲学碑”，称他是“经师兼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 
    严范孙认为，国家要走向富强之路，必须博采东西文明，引进西方文化与教育制度。他先后去日本、美国和欧洲进行教育考察，探求建立新式学校的模式与途径。戊戌变法之后，他辞官回到天津专心投入新式教育的开拓与兴办。他把自己的严氏家馆作为实验基地，聘请热心西学的张伯苓教授英文、数理化等新知识，并以此基地实验成果，示范和带动天津地区的教育。从1902年至1905年，他联合一些热心教育的邑绅兴办或协助兴办民立小学、官立小学21所，以及师范学堂、工艺学堂、法政学堂、专科学校、高等女子学堂等，使天津教育兴起了一个高潮，并走在全国前列。